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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新证
2021年02月04日 09: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1期 作者:刘钊 字号
2021年02月04日 09: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1期 作者:刘钊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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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山海经》内容广博,与相关的出土文献资料比较可知《山海经》有较浓厚的“数术”色彩,丰富的“博物学”内容并继承了“志怪”的传统。《山海经》原附有图,可以认为是在地理框架下杂糅着数术、博物、志怪和神话等内容的综合性图书。《山海经》所记“熊之穴”“般是始为弓矢”“聂耳”等可与出土楚简、楚帛书、秦简中内容相印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将《山海经》中“刉”“婴用”“不眯”等字词与出土文献对比,结合用字习惯及图像对照等,可以看出《山海经》中《山经》部分的产生时代至迟不晚于战国,产生的地域很可能是在楚地,其作者也应该是楚人。利用出土文献可校正《山海经》中“峚”“毛”“駚”“”“瞻诸”等字词。

  关键词:《山海经》 出土文献 古史 新证

  作者简介:刘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指明的新发现有四项,即“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写经”和“元明以来大库档案”。[1]20世纪被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如果王国维指明的四项新发现可以称之为“大发现”的话,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新发现则可以称之为“特大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山川呈瑞”,“地不爱宝”,出土文献呈“井喷”式面世,大量的甲骨、金文、战国文字资料、秦汉文字资料,尤其是层出不穷的楚简和秦汉简牍,为中国古典学研究带来连绵不断的新资料,促使“二重证据法”指引下的传世古代典籍的“新证研究”不断开创新局面,收获新成果。

  利用出土文献对传世古代典籍进行“新证”,是出土文献研究和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有关传世古代典籍的产生和流传过程,创作时地及作者,不同文本的关系比对,用字用词习惯的考察,疑难字词的解释,思想观念的抉发,等等,都是进行传世古代典籍“新证”的主要内容。

  《山海经》一书历来被称为“千古奇书”,在短短三万多字内容中,记载了约4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和400多个神怪。[2]其内容离奇怪诞,文辞生僻古奥,加上辗转翻刻和传抄,讹夺误衍,在在多有,留下很多有待解决的难题。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可以跟《山海经》相对照的资料,或可加深我们对《山海经》的认识,或可纠正以往的一些错误理解,或可校正个别字词。这些资料在对《山海经》的进一步整理,和探索建立利用出土文献比勘、校正和研究传世古代典籍的范式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山海经》的文本性质和文本形式

  《山海经》的文本性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从古代图书分类看,历史上的《山海经》一直被给予不同对待。《汉书·艺文志》列《山海经》于数术略形法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列《山海经》于史部地理类,《宋史·艺文志》列《山海经》于五行类,这一时期的《山海经》又被收入《道藏》,《四库全书总目》列《山海经》于子部小说家类,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列《山海经》于史部古史类。这些不同分类既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图书所呈现的知识体系认识的不同,也体现出图书分类者理解观察图书角度的不同。一个时代的图书分类,必须放到这个时代整个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才不至于以偏概全或以今律古。《山海经》内容庞杂,其内部差别也很大,譬如《山经》部分与《海经》和《荒经》部分就有很大不同,《山经》部分主要讲山川形势,林木、矿藏、动物、神怪及其实用价值和吉凶预兆,还有祭山的形式和祭品的种类。《海经》和《荒经》主要是讲帝王世系、远方异国异物和神话传说。具体到《山经》、《海经》和《荒经》内部,其前后内容也包罗丰富,变化不一。如果寄希望于用已有的古书类型加以比照从而将其归属于某一类,是很难得出公认的结论的。这也正是关于《山海经》的文本性质问题一直聚讼纷纭的原因所在。

  古人对图书的分类和认识是个变量,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变化的,每个时代的分类都有其背后的理据。同时任何时期的图书分类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有些分类只是权宜之计。有些图书因其内容的复杂和交叉,既可以放在此类,也未尝不可以放在彼类。譬如《宋史·艺文志》将《山海经》放在五行类,却把郭璞的《山海经赞》放到地理类,就没有什么道理。从出土文献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中一些与“兵”有关的数术占测内容,如果按《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就既可以放到兵书略的兵阴阳类,也可以放到数术略的天文类。[3]所以对待《山海经》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分类,既不能轻易否定,也不能过于拘执,更不宜用后世的图书分类和对图书的认识来遮蔽其历史上的分类,从而武断地定于一尊。

  关于《山海经》的主要内容,以往学术界有“人文地理志说”“神话渊府说”“博物志说”“图腾志说”“综合志书说”“史书说”“最早的小说说”“取自九鼎图像说”“巫术说”“百科全书说”,等等不一而足。[4]这些总结和归纳各有道理,但都属于以偏概全,不能囊括全体,犹如盲人摸象,只能得其部分。如果用传世典籍的内容来加以比照,如《山经》部分在谈到每座·山时,先是谈山的道里、名称、河流的走向和物产(包括自然物和神怪),这类似于《禹贡》和《汉书·地理志》;接下来说物产的特点、物产的功用和物产出现预示的吉凶,这类似于《汉书·五行志》、《宋书·符瑞志》和《齐书·祥瑞志》。最后有些还会涉及祭山的仪式和祭品的种类,这又可与《史记·封禅书》比照。《海经》和《荒经》部分有些地方谈到远方异国和异物,又与《逸周书·王会》《穆天子传》《博物志》和《十洲记》接近。由此可见《山海经》整体内容庞杂,性质非一,很难在已知典籍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例子给予定性。

  从与出土文献的比较看,《山海经》有三个特点值得重视:

  一是比较浓厚的“数术”色彩。如《山海经》山经部分在谈到神怪时,常常会说某某神怪“见(读为现)则如何如何”,如“见则其县多放士”“见则郡县大水”“见则县有大繇”“见则天下安宁”“见则天下大旱”“见则有兵”“见则天下大穰”“见则其邑有讹火”“见则天下大风”“见则其邑有恐”“见则螽蝗为败”“见则其国多土功”“见则其国多疫”“见则风雨为败”“见则天下和”[5]等,这是战国秦汉时期数术类文献用于占测吉凶的格式化语言,体现的是将某类自然物、天象和神怪的出现与吉凶占测相对应的思想和观念。这一思想和观念影响深远,历代的志怪小说和史书中的《五行志》《符瑞志》《祥瑞志》中都有很多相同或类似内容。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有“出所邦有丧”“出所之邦有兵”“□出,小邦有兵,得柄者胜”“此出所之邦利,以兴兵,大胜”“两月并出,有邦亡”“赤虹冬出,冬雷,不利人主。白虹出,邦君死之”“霓虹出,下有流血”“天觉出,天下起兵而无成,十岁乃已”“白灌见五日,邦有反者”“赤日、黑日偕出,大盗得”“赤日出,岁熟”“日出,赤云完之,岁饥”“黑日出,兴兵,大水,不战”“夜半见如布缄天,有邦亡”“奔星出,天下兴兵”“彗星出,短,饥;长,为兵”“彗星出所,其邦亡”[6]等文句。文中或言“出”,或言“见(现)”,而“出”和“见(现)”意思相同,与上引《山海经》山经部分“见(读为现)则如何如何”的内容表达十分接近,区别只是《山海经》山经部分“见(现)”的主角是神怪,而马王堆汉墓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出”或“见(现)”的主角是“星宿云气”等不同的天象而已。从这一点看,《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列在数术类,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是丰富的“博物学”内容。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文句对照比较密和的例子中,包括安徽阜阳汉简中的《万物》。[7]《万物》的命名是因其文中有“天下之道不可不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W001)之句,故取其中的“万物”两字命名。《万物》有“杀鱼者以芒草也”(W057),《山海经·中山经》有“有木焉,其状如棠而赤叶,名曰芒草,可以毒鱼”[8],二者文义十分接近。[9]《万物》有“卤土之已睡也”(W041),《山海经·中山经》有“来需之水出于其阳,而西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鯩鱼,黑文,其状如鲋,食者不睡”。[10]《万物》有“马胭潜居水中使人不溺死也”(W004),《山海经·西山经》有“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11]《万物》有“雏鸟之解惑也”(W012),《山海经·南山经》有“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12]《山海经·西山经》有“其草多条,其状如葵,而赤华黄实,如婴儿舌,食之使人不惑”。[13]《万物》有“……菽可已瘘”(W024)。《山海经·中山经》有“合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洛,多鱼,状如鳜,居逵,苍文赤尾,食者不痈,可以为瘘”。[14]“为瘘”即“治瘘”之意。《万物》有“可以已痤也”(W013),《山海经·中山经》有“又东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婴,其状如龙骨,可以已痤”。[15]《万物》有“鱼与黄土之已痔也”(W018),《山海经·西山经》有“有鸟焉,其状如鹑,黑文而赤翁,名曰栎,食之已痔”;[16]《山海经·南山经》有“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17]《万物》有“姜叶使人忍寒也”(W031),《山海经·中山经》有“又东三十五里曰敏山。上有木焉,其状如荆,白华而赤实,名曰葪柏,服者不寒”。[18]《万物》有“石鼠矢已心痛也”(W007),《山海经·西山经》有“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亦缘木而生,食之已心痛”。[19]以上所引《万物》和《山海经》中记载诸物功效的用语十分接近或类似,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两者的文本性质相近。

  中国古代有“万物皆可入药”的观念,因此“博物学”与“本草学”又密切相关。《万物》文中虽然有很多可入药的物品的记载,但是与后世医书中的方剂内容区别还是比较明显,尤其像“兔白可为裘也”(W009)“蜘蛛令人疾行也”(W030)和“紴缴以骨,鸟虽高,射之必及也”(W049)等文字,更是明显溢出“本草学”的领域,应该属于“博物学”的范畴。

  中国古代《博物志》一类书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类:一、山川地理;二、奇珍异兽;三、神话传说;四、神仙人物;五、数术方技。[20]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山海经》,倒是非常符合。只不过《山海经》是以地理为框架而已。从这一点来说,把《山海经》定性为“博物志说”,也是有理有据。

  三是继承了“志怪”的传统。中国古代历来有“记异”和“志怪”的习惯,从甲骨文记录狩猎时俘获珍异动物的记载,[21]到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形象和《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所云“铸鼎象物”;从《楚辞·天问》反映出的楚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上图绘的天地山川中的神灵和怪物,到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诘咎》篇;从《山海经》郭璞注提到的《畏兽画》,到梁代开始著录的《白泽图》和敦煌的《白泽精怪图》,[22]这一传统始终绵延不绝。古人描摹图绘各种神怪,正如《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所说,是为了“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23]而“知神奸”的方法,首先就是要记住“神奸”的形象和名字,即《抱朴子·登涉》所谓“但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矣”[24]和同书《祛惑》所言“尽知其名,则天下恶鬼恶兽,不敢犯人也”。[25]为何知道名字,就不能为害了呢?这是因为古人有一种观念,认为名字并不是约定俗成的,而就相当于其所指代的人或物。所以知道了人或物的名字,也就相当于知道了祛除的方法。睡虎地秦简《诘咎》篇记载了很多鬼的名字和驱鬼的方法,可以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26]其内容与《山海经》山经部分中谈神怪的内容很接近。尤其是《山海经》谈到对待神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食之”,这与睡虎地秦简《诘咎》篇谈到对待某些鬼的方法是“烰而食之”(简四九背壹)、“烹而食之,美气”(简三七背贰—简三八背贰)、“烹而食之,不害矣”(简六六背贰)[27]如出一辙。《白泽图》或《白泽精怪图》的“白泽”是神名,源自《云笈七签》:“帝巡狩东至海,登桓山,于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达于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泽言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28]《抱朴子·极言》:“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29]同书《登涉》:“其次则论百鬼录,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泽图》《九鼎记》,则众鬼自却。”[30]也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在《白泽图》或《白泽精怪图》流行的时代,很多人家都藏有《白泽图》或《白泽精怪图》,或是悬挂在墙,或是张贴在门,都是为了随时对照翻查鬼怪的形象、名字以及祛除方法。《五灯会元》:“师曰:‘家有白泽之图,必无如是妖怪。’”[31]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谈到《山海经》的文本形式,主要是指《山海经》的附图问题。关于《山海经》附图的讨论,一直是《山海经》研究的一个重点。确定《山海经》有图,是从郭璞的《山海经图赞》开始的。唐宋之后各种《山海经图》日渐增多,但都逐渐佚失,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图》都是明清之后的图。现在的问题是:郭璞《山海经图赞》参照的图,是《山海经》原初的图,还是郭璞或郭璞同时代其他人配的图,至今尚没有明确证据;还有最初的《山海经》图,是和如今看到的图一样,仅仅画有各种神怪,还是除神怪之外,还包括山川地理形貌等地图,目前也说不清楚。从《山海经》的内容,参照出土文献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认为《山海经》很可能最初就配有图,是比较早的“图书”。因为从出土文献看,战国秦汉时期有关数术类的著作,大都配有附图。比较典型的如长沙楚帛书,四周画有代表“四时”的“神木”和四边每边三个共十二个代表十二月的“神怪”。秦简中与数术有关的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艮山图”(艮山图又见于周家寨汉简和孔家坡汉简)、“人字图”(“人字图”又见于周家寨汉简、马王堆帛书《胎产书》、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孔家坡汉简和北大藏汉简)和“置室门图”,《日书》甲、乙种又都有“死失图”,马王堆帛书中有《禹藏埋胞图》《堪舆图》《刑德小游图》《传胜图》《地刚图》《木人占图》《卦象图》《物则有形图》《九主图》等,银雀山汉简有《九宫图》、尹湾汉简有《六博图》。[32]其中形式上与《山海经》附图最为近似的就是长沙楚帛书上的图和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图。长沙楚帛书文字部分的内容包括伏羲女娲神话,周边有十二个神怪的图像,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文字内容是讲天象预示的军事吉凶,并附有各种天象的图像。长沙楚帛书从文字内容到附图形式,都与《山海经》部分内容和所附之图非常接近;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内容虽然涉及的是天文和兵阴阳,这一点与《山海经》不同,但是其以不同天象的出现预示军事吉凶并附图的形式,与《山海经》以不同的神怪出现预示吉凶并附图的形式完全相同。

  出土文献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附图跟记录文字的载体有关。以竹木简为记录载体的数术类著作中所附之图,大都是一些表示方位、干支等表格类的图,像“人字图”那样画有人形且比较写实的图则偏少。但是在以缣帛为记录载体的数术类文本中,却有很多星宿、云气和神怪等更为写实形象的图,如长沙楚帛书和马王堆帛书。这是因为竹木简每支宽度有限,简与简之间存在空隙,因此画复杂写实的图受限制的缘故,而帛书则不受这个制约,画图更为自由,因此缣帛上才会有更多复杂写实的图。所以从图文搭配的形式看,帛书才是当时“图书”的代表。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山海经》是一部带图的综合性图书,如果一定要给《山海经》的文本性质做一个定性的话,大可不必用已有的传世典籍来套,而是应该給出一个稍显宽泛的称呼,譬如称之为:在地理框架下杂糅着数术、博物、志怪和神话等内容的综合性图书。这样命名似乎才更为接近事实。

  二、《山海经》的史料价值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列《山海经》于史部古史类,已经认为《山海经》中有可信之史料,可谓颇有识见。王国维更是很早就指出:“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份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33]王国维对《山海经》做出这样的判断,缘于他对出土资料的熟悉和感悟。他发现甲骨文中记录商代先王“王亥”的“亥”字经常写成上边有一只鸟的形状,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中王亥“两手操鸟”的记载可以互证。[34]20世纪40年代初胡厚宣先生发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紧接着又与丁声树先生合作写出《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补证》,之后又加以修订写成《甲骨文四方名考证》,到50年代初再加入新的缀合资料写成《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一文。[35]该文发现甲骨文中的四方风名与《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的四方风名有很多相合之处,这与《尚书·尧典》中的一些记载也有关联,既可以订正《山海经》的一些错误,又可以说明有关四方风的思想和观念起源很早。以上所列王国维和胡厚宣两位的发明发现,揭示了《山海经》蕴含的神话史料可与出土文献互证的事实,说明《山海经》“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份之确实性”,所以“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可以说是利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山海经》的典型范例。

  近些年公布的出土文献可以补充如下一些与《山海经》互证的例子:

  其一,安徽大学藏楚简中有《楚纪》篇,记录了楚国从早到晚的历史,非常详细。[36]其中提到楚国先祖“穴熊”和“老童”的起名缘由。如说到“穴熊”时说:“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告曰:‘酓(熊)。’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酓(熊)也。’乃遂名之曰穴酓(熊),是为荆王。”[37]可见“穴熊”一名的来由,是因为酓(熊)生活在山洞或地下穴道的原因。而据简文记载,“老童”的得名是因为“老童”生下来时就满头白发,状如老人,因此命名为“老童”。这都是以往不知道的新知。《山海经·中山经》:“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38]萧兵说:“在以熊称的楚王名字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那较古老的‘穴熊’——这分明说出自熊穴,或穴处的熊祖。”并据上引《山海经·中山经》的记载推测说:“这熊穴自是巨熊蛰居或冬眠之所。熊穴神人莫非暗指楚祖穴熊?”[39]萧兵先生这一推测以往不被重视,如今看来很可能是正确的,这也凸显出《山海经·中山经》这条记载的珍贵。

  有多位学者据楚先公和楚王之名称“熊”的现象,推测楚人有崇拜熊或以熊为图腾的意识,这一推论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伏羲是楚人神话传说中的创世英雄,在《楚帛书》中写作“雹(包)(戏)”,《楚帛书》的第一句就说:“曰故(古)大熊雹(包)(戏),出自□,凥(处)于□□。”明确称伏羲为“大熊”。《礼记·月令》正义引《帝王世纪》说伏羲“一号黄熊氏”,《易纬乾凿度》说“太古百皇闢基……始有熊(或作“能”)氏”,郑玄注:“有能氏,庖犠氏,亦名苍牙,与天同生。”又说:“苍牙有熊氏庖犠得易源。”这些都是伏羲与熊有关的证据。[40]

  清华简《楚居》篇说:“季连初降于山,氐(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41]“穴穷”为“大名冠小名”,指“穷”地之穴。新蔡葛陵楚简在谈到楚国祖先来源时说:“昔我先出自,宅兹沮漳,以选迁处……”[42]“”的“”裘锡圭先生读为“窦”,“”即“”地之山洞或地下穴道。上引《楚帛书》“曰故(古)大熊雹(包)(戏),出自□,凥(处)于□□”中的“”字,裘锡圭先生也读为“窦”,“大熊雹(包)(戏),出自□”说的是楚人传说中形象为大熊的伏羲出自某个山洞或地下穴道的故事。[43]以上几个出土文献的例子,也是楚人有崇拜熊或以熊为图腾意识的最好证明。

  其二,北京大学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中,有一段在讲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和贤臣的发明创作之功时说:“始诸黄帝、颛顼、尧、舜之智,循鲧、禹、皋陶、羿、之巧,以作命天下之法,以立钟之副,副黄钟以为十二律,以印久天下为十二时,命曰十二字,生五音、十日、廿八日宿。”[44]文中提到的帝王和贤臣中,黄帝、颛顼、尧、舜、鲧、禹、皋陶、羿是大家都熟悉的人物,唯独“”似乎未曾听闻。原整理者解释“”字说:“‘’字下部作‘番’,疑为‘垂’之讹,‘箠’应读为‘垂’,亦作‘倕’,古书引《世本》有‘倕作规矩准绳’、‘垂作耒耨’、‘垂作耜’‘垂作钟’、‘垂作铫’等语,或曰黄帝之臣,或曰尧之巧工,或曰舜臣,说法不一。”[45]又引《墨子·非儒下》“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为证。这一解释看去颇有理致,其实却是有问题的。对此郭永秉指出:

  然“垂”“番”二字秦汉文字从上到下相去远甚,观本篇【04—128】号简写的标准的“(垂)”字自明,因此整理者此说当非是。……字在简文中当读为“般”……《山海经·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郭璞注:“《世本》云:‘牟夷作矢,挥作弓。’弓矢一器,作者两人,于义有疑,此言般之作是。”古代制器传说中,关于弓的发明者,多有异说,大致有羿(夷羿)、倕、般、黄帝尧舜诸说……《世本》的“挥”似应即“羿”字讹写作“翚”的误读,疑非二人。少昊之子般为弓矢发明者之说,仅见于《山海经》,据郭璞注当非无据之说,《鲁久次问数于陈起》篇以“羿”“(般)”并为古之工巧者,盖皆就弓矢制作而言,适能印证其说,同时也可说明弓矢发明者,在古人看来也并非只能是单独一个人。[46]

  这一说法明显比原整理者将“”认为是“箠”之误字的解释要合理。般发明弓矢的传说仅见于《山海经》,经与北大藏秦簡《鲁久次问数于陈起》的互证,更可说明《山海经》的这一记载并非孤证,而是具有不同典籍记载支撑的传说史料。

  其三,《山海经·海外北经》:“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郭璞注:“言耳长,行则以手摄持之也。”[47]又《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郭璞注:“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镂画其耳,亦以放之也。”[48]袁珂《山海经校注》案:“儋耳,《淮南子·地形篇》作‘耽耳’,《博物志》卷一作‘擔耳’,依字‘儋’当为‘聸’。《说文》十二云:‘聸,垂耳也。’即郭注所谓‘耳大下儋,垂在肩上’之意也。”[49]《抱朴子·杂应》提到老子形象时说:“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50]老子名耳,字聃,从古人名字相应的规律看,“聃”字的含义一定跟“耳朵”有关。“聃”字与“儋”“耽”“擔”“聸”诸字皆音近可通,寓意都是指耳朵长,所以从老子的名字来看,显然就来自其“耳长七寸”的特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有周太史儋,历来研究者或认为与老子就是同一人,或认为另有其人,无论如何,这个周太史儋的名字“儋”,很可能与老子的名字取意相同。春秋时期的晋文公名重耳,后世典籍记载其有异象,即“骈肋重瞳”,于是有人猜测其本名“重目”,后改为或误为“重耳”,或说“重耳”是指耳垂双重。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证据的猜测。“重耳”的“重”虽然《经典释文》记其音读为“重复”之“重”,但《经典释文》时代偏晚,其记录的读音不见得是早期正确的读法,“重耳”的“重”完全可能读为“轻重”之“重”。“耳长”必然会沉重,所以如《山海经》才会说“两手聂其耳”。陆德明《老子道德经》释文云:“老子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51]河上公注把老子之名与晋文公重耳之名加以等同,虽然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但也可能说明当时有人就认为晋文公重耳之名就是指“耳长”。

  典籍记载的仙人常常有“耳长”的特征,如《抱朴子·仙药》载仙人八公之一的林子明“耳长五寸”,[52]《列仙传》载阮公“耳长六七寸”,[53]《云笈七签》载务光“耳长七寸”,[54]就都是显例。在古代相术中,耳长都是吉象,显然就体现了这一观念。形容人用“聂耳”一词,在典籍中只见于《山海经》,但在清华楚简中出现了相同的用法。清华楚简《楚居》篇简2-3说:“穴酓(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逆流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55]文中的“厥状聂耳”,是说“妣”的形貌是长了一双长耳朵。“妣”为“穴酓(熊)”之妻,应该是楚人著名的先妣,形容其容貌不以“长耳”为忌讳,反倒加以强调,足见以“长耳”为美,以“长耳”为瑞相的观念,在楚国也一样流行。商代青铜器聂方鼎铭文中有名“聂”之人,商代族氏铭文中也有一个写成正面之人并夸大两耳之形的一个字,学者或释为“聂”,这说明当时可能存在崇尚“长耳”的族氏,可见这一观念应该有着久远的来源。[56]

  以上所举出土文献证明《山海经》史料价值的资料,都是有关神话或传说的内容。这些有关神话或传说的史料既揭示了《山海经》的性质,同时也印证了王国维所说:“虽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份之确实性。”这些神话或传说史料一样能够描绘古代精神世界的图景,并从中窥探古人的思想观念,从而证明或解释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以也绝对不能轻视。

  三、《山海经》的产生时地与作者

  关于《山海经》产生的时地与作者,以往学术界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陆侃如认为《山经》是战国楚人所作,《海内经》和《海外经》是汉代所作,《大荒经》和《海内经》为东汉魏晋所作;[57]茅盾认为《五藏山经》是春秋时作,《海内外经》至迟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荒经》的成书也不会晚于秦统一;[58]蒙文通认为《荒经》以下五篇写作时代最早,大约在西周前期,《海内经》四篇较迟,但也在西周中叶。《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最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作品。《海内经》是古蜀国人所作,《大荒经》是巴国人所作;[59]袁珂认为《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年或中年;《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稍迟,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海内经》四篇最迟,成于汉代初年。他们的作者都是楚人——即楚国或是楚地之人。[60]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山海经》的作者应该是秦人,也有的研究认为是齐人或燕人。[61]

  前文说过,《山海经》内容庞杂,其内部差异也很大,很可能并非一时一地所作,所以谈论《山海经》的时地和作者,只能就一部分立言,不能全书一概而论,因此本文只想就《山经》部分的时地和作者做些推测。

  探索一部文本的产生时地和作者,全面考察文本的用字用词习惯,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一文,就是通过《列子》在用字用词上的某些特殊现象和魏晋时期的一些新词新义,判定《列子》应出自晋人之手。[62]这是利用词汇史的观点推定文本产生时代的一篇经典范文。本文也试图利用这一方法,从出土文献与《山海经》用字用词习惯对照的角度,推定《山海经》山经部分的产生时地和作者。

  其一,《山海经·中山经》有两处出现“刉”字:“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鸡于下,刉一牝羊,献血。”“其祠:毛用一雄鸡、一牝豚刉,糈用稌。”[63]“刉”字在《山海经》中又多借“祈”字为之,如《山海经·西山经》:“其神祠礼,皆用一白鸡祈。”《山海经·东山经》:“祠:毛用一犬祈,用鱼。”“其祠:毛用一鸡祈,婴用一璧瘗。”[64]因为“乞”字是从“气”字分化出来的,所以“刉”字字书又写作“刏”。《说文》:“刏,划伤也。从刀、气声。一曰:断也。又读若。”[65]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引毕沅云:“祈,当为。”引《说文》云:“,以血有所刏涂祭也。”又引《周礼》郑注云:“祈,或为刉。刉与同义。”[66]按《说文》云:“,以血有所刏涂祭也。从血、幾声。”“以血有所刏涂祭也”是指杀牛羊豕并取血用于衅祭,这个意思按之《山海经》文意很合适。《周礼·秋官司寇》:“凡刉珥,则奉犬牲。”[67]文中“珥”通“衈”,与“刉”并列,都是指杀牲取血以行衅礼。早期典籍中“刉”字不多,除《山海经》外,用于指杀牲取血行衅礼的具体文例更是少见,但是楚简中却有不少实例。新蔡葛陵楚简中有字作“”,我们曾指出就是“刉”字。[68]“既”“气(乞)”古音很近,作为声符可以替换,所以楚简中的“气”字又常写作“”。“”在葛陵楚简中的用法同《山海经》完全相同,如“弦熹之述(刉)于下萦、下姑留二豭,祷……”(甲三314)“司城均之述(刉)于洛、二社二豭,祷……”(甲三349)“羌之述(刉)于上献、犮焚二豭……”(甲三343-2)“良之述(刉)于与二社二豭……”(甲三347-1)[69]文中“(刉)”的对象为“豭”,即公猪,与《山海经》“刉”或“祈”字所在文句的不同,只是葛陵楚简在“(刉)”和“豭”之间增加了“(刉)”的地点而已。

  其二,《山海经》山经部分在谈到瘗埋玉器时常出现“婴用”一语,如《山海经·东山经》:“其祠:毛用一鸡祈,婴用一璧瘗。”《山海经·中山经》:“其祠泰逢、熏池、武罗皆一牡羊副,婴用吉玉。”“升山冢也,其祠礼:太牢,婴用吉玉。”“婴用吉玉,采之,飨之。”“其祠:毛牷用一羊羞,婴用一藻玉瘗。”“洞庭、荣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瘗,祈酒太牢祠,婴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70]“婴用”的“婴”字金文的形状,是一个人在颈上系带缠绕着用贝壳装饰成的一串项链的样子,所以“婴”有系带、缠绕的意思,“婴用”的“婴”正是用为“系带”“缠绕”之义。《山海经·海内南经》:“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郭璞注“引之有皮”以下谓:“言牵之皮剥如人冠婴及黄蛇状也。”[71]袁珂翻译这一段为:“有一种树,树的形状像牛,牵引它就有皮掉下来,像缨带,又像黄蛇。”[72]按郭璞和袁珂的注译都是错误的,闻一多先生考证说:“案:缨,绕也。《文选·甘泉赋》注引《埤苍》曰‘婴,绕也。’婴、缨同。此言椶皮交绕上行,如蛇自盘之状也。”[73]这一训释非常正确,“婴”在文中正是用为“缠绕”的意思,“若婴黄蛇”是说椶树皮“像缠绕的黄蛇一样”。这一“婴”字用法跟“婴用”的“婴”字完全相同。在先秦汉魏典籍中,“婴”和“婴用”用于瘗埋玉器的场合的例子只见于《山海经》,但在楚简中却有很多相同的用例。葛陵楚简中出现十几处“(缨)之以兆玉”“(缨)之兆玉”“(缨)以兆玉”[74]的句子,“(缨)之以兆玉”和“(缨)之兆玉”的“之”指代被系带和缠绕着玉器的牺牲,“(缨)以兆玉”与《山海经》的“婴用吉玉”句式全同,“以”正是“用”的意思。“吉玉”一语又见于出土文献中的《诅楚文》和战国中山国玉饰。中山国玉饰铭文说:“吉之玉,麻(靡)不卑()。”[75]“吉玉”之“吉”是结实、坚固之义,比较来看,“兆玉”的“兆”应该也是类似或相近的意思。中国在从新石器时期开始的早期墓葬中,有很多是随葬各种玉器的,有时随葬的玉器很多,考古发掘的景况就是玉器布满了墓主人的上下左右,这种葬法,应该就是“婴玉”的形式。“婴玉”形式发展的极致,就是“金缕玉衣”的出现。上边提到的《山海经》山经部分“婴玉”的祭法,又跟侯马盟书埋藏盟书的形式很像,两者都是祭山的仪式,都是采用瘗埋的方法,都有祭牲。侯马盟书遗址祭坎中出土的大量玉石片,应该就是葛陵楚简和《山海经》提到的“兆玉”或“吉玉”。

  其三,《山海经》中有吃了某种动植物可以“不眯”的记载,如《山海经·西山经》谓:“是多冉遗之鱼,鱼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御凶。”《中山经》云:“有草焉,其状如葵叶而赤华,荚实,实如棕荚,名曰植楮,可以已癙,食之不眯。”“有兽焉,其状如彘而有角,其音如号,名曰蠪蚳,食之不眯。”“其中有鸟焉,状如山鸡而长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鸰?,其鸣自呼,服之不眯。”[76]关于“不眯”的“眯”字,郝懿行引《说文》云:“眯,草入目中也。”[77]袁珂说:“此固眯之一义,然以此释此经之眯,则未当也。‘草入目中’,偶然小事,勿用服药;即令服药,亦何能‘使人不眯’?《庄子·天运篇》云:‘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释文》引司马彪云:‘眯,厌也。’厌,俗作魇,即厌梦之义,此经文眯之正解也,与下文‘可以御凶’之义亦合。”[78]袁珂指出“眯”应训为“魇”非常正确,但是他并不知道“眯”的本字应该是“?”。《说文》大徐本:“,寐而未厌。从省、米声。”“寐而未厌”四字小徐本作:“寐而猒也。”[79]比较而知小徐本的训释是正确的,“猒”就是“魇”,指做恶梦。北方方言中至今还称做恶梦为“魇住了”。“寐而猒也”就是睡着了做恶梦的意思。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咎篇》有一段说:“一室中卧者眯也,不可以居,是□鬼居之,取桃棓段四隅中央,以牡棘刀刊其宫墙,呼之曰:‘复!疾趋出!今日不出,以牡刀破而衣。’则无殃矣。”[80]文中“眯”字有学者误解为“迷眼睛”之“迷”,是错误的,这里的“眯”正是《山海经》中“不眯”之“眯”,“一室中卧者眯也”是说一个房间内睡觉的人做噩梦。《淮南子·精神》:“觉而若眯,以生而若死。”高诱注:“眯,魇也。楚人谓魇为眯。”[81]高诱的注非常重要,他指出把魇称为“眯”是楚地的方言。上引睡虎地秦简出土于湖北云梦,“云梦”乃“云梦泽”所在,正是楚国的中心地带,所以睡虎地秦简记录的文字语言,一定受到楚文化影响,因此会留下称“魇”为“眯”的用字习惯。

  其四,《山海经·西山经》说:“(皋涂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郭璞注:“今礜石杀鼠,音豫;蚕食之而肥。”[82]“礜”是一种性热含毒的矿石,即硫砒铁矿,也叫毒砂,是凝制砒霜的主要原料,可以用之炼丹,中医又常用之入药,为“五毒之药”之一,其功用是祛除“邪祟鬼疰”,魏晋时期还被作为“五石散(又称寒食散)”的主要成分。因礜石色白,故又称为“白礜”或“白石”。《抱朴子·登涉》:“山中见吏,若但闻声不见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掷之则息矣。”[83]以往各种训释都将“白石”误解为“白色的石头”,其实这里的“白石”就是指“礜石”。因为礜石可以祛除“邪祟鬼疰”,所以可以用来驱鬼。用“礜石”驱鬼的实例还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咎》篇,简文说:“鬼恒召人之宫,是是遽鬼毋所居,罔謼其召,以白石投之,则止矣。”(二八背参)[84]句中的“以白石投之”与上引《抱朴子·登涉》的“以白石掷之”非常接近,可以类比。简文中的“白石”以往也被误解为一般的“白色石头”,这也是错误的。汉印中有“左礜桃支”印,疑为道家驱鬼之印,印文中的“礜”和“桃支(枝)”都是驱鬼之物。“左”为“东”,代表阳,“鬼”为“阴”,故桃树朝东的枝条更适用于驱鬼。[85]

  以上是一些词的用法不见或绝少见于其他传世典籍,仅见或多见于《山海经》和楚简及楚地所出秦简的例子。另外楚简中有些山名也仅见于《山海经》,如清华简《楚居》中提到的“隗山”“乔山”“京宗”等山,经学者研究就认为分别是指《山海经·西山经》的“騩山”、《山海经·中山经》的“骄山”和《山海经·中山经》的“景山”。[86]又新蔡楚简中有“二天子”一名,其辞为:“祷于二天子各牂……”“馈佩玉于二天子各二璧”“馈佩玉于二天子各二璧;馈佩玉于山一璜。”[87]从最右一条辞例中“二天子”与“山”并列来看,“二天子”很可能也是指山名;又从“二天子”后有“各”字看,“二天子”应该是指两座山。巧的是《山海经·海内经》载有山名为“三天子之都”,[88]《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有山名“三天子鄣山”。[89]虽然这条材料涉及的不是《山经》部分,但是山名取意的如此近似,也绝非巧合,可以作为《山海经》与战国楚简之间关系的旁证。

  以上例证似乎都表明《山海经》的山经部分的产生时地,与战国时期的楚国楚地或秦时的楚地有关。对此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因目前所出的战国简基本都是楚简,因此将《山海经》之山经部分的产生时地与战国时期的楚国楚地或秦时的楚地相联系,是不是有使用“默证”之嫌?其实除了以上揭示的《山海经》与楚简在用词上的近似之外,还有两者用字习惯上的相同,这一点将在下一节加以论述。此外楚帛书上的神怪形象,以往的研究皆将其与《山海经》附图上的神怪相对照,找出了很多两者之间的相似点。如楚帛书中有三头人神怪,在《山海经·海内西经》有“三头人”,[90]《海外南经》:“三首国在其东,其为人一身三首。”[91]“一身三首”的形象与楚帛书上的“三头人”完全一致。还如《山海经》中有很多神怪“操蛇”“衔蛇”“戴蛇”“珥蛇”的记载,而在《楚帛书》上的神怪中,就有两个衔蛇的形象和一个操蛇的形象。在楚地出土并呈现出鲜明的楚文化风格的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漆棺上,也有“衔蛇”和“操蛇”的神怪形象,这似乎都表明神怪“操蛇”“衔蛇”“戴蛇”“珥蛇”,是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以上诸种例证,都在《山海经》与楚国或楚地之间建立起了关联,所以这一节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推论:《山海经》的《山经》部分的产生时代至迟不晚于战国,产生的地域很可能是在楚地,其作者也应该是楚人。

  四、《山海经》的文本文字校释

  从《山海经》郭璞注开始,历代都有相关著作或多或少涉及《山海经》文本文字校释问题,但是成绩不大,不足为观。直到清代的毕沅和郝懿行,才有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随着出土文献的层出不穷,从古文字角度审视《山海经》的文本,也会有一些发明发现,下边试举例证之。

  以往学术界曾有一些成功的校释之例,例如:

  其一,《山海经·西山经》:“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郭璞注“峚”字云:“音密。”郝懿行云:“郭注《穆天子传》及李善注《南都赋》、《天台山赋》引此经俱作密山,盖峚、密古字通也。”[92]文中“峚”字除见于《山海经》和转引《山海经》的著作外,没在其他典籍中出现过,后世字书韵书所收,也仅是《山海经》郭璞注的读音和用法。“峚”字结构如何,为何“音密”,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李家浩通过与楚文字资料的对比,认为“峚”是战国楚文字“埶”字的简体“坴”,“坴”字变为“峚”,上部从“山”作,也是为突出其义训为“山”而进行的“变形义化”。可是“埶”字与“峚(密)”的古音并不近,为何“埶”的省体“峚(密)”会读为“密”音呢?李家浩又举楚文字从“日”声的“驲”字作“𩣱”,变为从“坴”声,马王堆帛书《老子》等从“埶”的“熱”作“炅”,变为从“日”声的例子,解释说明“日”声与“坴”声可以相通。而古代从“日”声的字就可以读为“密”,如《汉书》中的“金日?”的“日”读为“密”,《说文》从“日”声的“”读为“鼏”,从“日”声的“汨”也读为“密”音。[93]由此《山海经》“峚”字的形体结构和读音的来源,就得到合理解释。

  其二,《山海经》山经部分在说到祠山时的用牲法时,常常出现“毛”字,如《山海经·南山经》:“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西山经》“其祠之,毛用少牢,白菅为席。其十辈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鸡,钤而不糈;毛采。”《北山经》“其祠之,毛用一雄鸡彘瘗,吉玉用一圭,瘗而不糈。”“其祠:毛用一雄鸡彘瘗。”《东山经》“祠:毛用一犬祈,用鱼。”“其祠:毛用一鸡祈,婴用一璧瘗。”《中山经》“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县婴用桑封,瘗而不糈。”“其祠之,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以采衣之。”“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稌。”“其祠:毛用一雄鸡、一牝豚刉,糈用稌。”对于上引文中的“毛”字,郭璞注谓:“言择牲取其毛色也。”[94]袁珂说:“毛谓祀神所用毛物也,猪鸡犬羊等均属之。此言‘毛用一璋玉瘗’者,以祀神毛物与璋玉同瘗也。郭注不确,诸家亦竟无释。”[95]从文意看,郭注和袁珂的解释都不可信。《山海经》在用“毛”字的语法位置上,有时却用“皆”字,如《西山经》说:“其神祠礼,皆用一白鸡祈。糈以稻米,白菅为席。”[96]这说明“毛”也可能用为总括之词,为“皆”“都”“全”之义。正好在出土的楚文字里有很多用法相同的“屯”字,如信阳楚简中有:“四方鉴,四团□,二圆鉴,屯青黄之瑑。”(2-01)“二方鉴,屯雕里。”(2-09)“七见鬼之衣,屯有裳。”(2-13)“一汲瓶,一沐缶,一汤鼎,屯有盖。”(2-14)在其他类楚文字里也有相同之例,如:“二戟,屯三戈,屯一翼之曾。”(曾侯乙墓竹简),“屯三舟为一舿”(鄂君启舟节),“如马、如牛、如儓,屯十以当一车;如担徒,屯二十担以当一车。”(鄂君启车节)战国文字中“屯”字和“毛”字的形体很接近,极易讹混。以上证据皆表明,上引《山海经》中用为总括之词的“毛”字,都应该是“屯”字的讹误,这些“屯”字在文中就用为“总括之词”。[97]

  以下是笔者新考释的几个例子:

  其三,《山海经·中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養之可以已忧。”[98]按《山海经》中讲到神怪时,说“养之”仅此一见,似与全书说解内容和习惯不合。《山海经·北山经》说:“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鹊,食之可以已忧。”[99]又《西山经》谓:“有草焉,名曰薲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袁珂说:“已劳,谓已忧也。”[100]从理校角度分析,可知“養之可以已忧”之“養”应为“食”字之讹。秦汉时期写得比较草的“養”字,上边已经写得很简略,很容易误为“食”字,所以“食之可以已忧”错成了“養之可以已忧”。

  其四,《山海经·中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善駚,食者不风。”郭璞注“駚”谓:“跳跃自扑也;鞅奋两音。”[101]郭璞注“駚”为“跳跃自扑也”的训释被历代字书韵书吸收,见于《字汇》《类篇》《正字通》《集韵》《康熙字典》等,现代的大型字典词典如《汉语大字典》《中文大辞典》《汉语大辞典》等亦有收录。其实郭璞训“駚”为“跳跃自扑也”只是据文意做出的猜测,并没有任何字书训释和典籍用例的支持,而且很可能是据误字得出的错误结论。典籍中“駚”字除“駚”一词外,还有“駚”一词,《广韵》等书训为“马貌”,放到《山海经》的辞例中并不合适。后世典籍还有“駚稳”一词,如宋梅尧臣《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诗:“因之作诗答原甫,文字駚稳如刀裁。”朱东润校注:“駚稳,夏敬观云:‘当作駃’,冒广生校作‘駃’。”[102]“夬”与“央”形体极近,很容易讹混,古文字中就有互讹的例子。上引“駚”一词,《汉语大辞典》引《广韵》一书的义训时,就误“駚”为“駃”,可见“駚”和“駃”确实易讹,因此夏敬观和冒广生认为“駚稳”为“駃稳”之讹是正确的。“駃”字义为“奔跑”和“快”,《广雅·释宫》“駃,犇也。”[103]《集韵·夬韵》:“駃,马行疾。”[104]《说文》“駃”字下徐铉曰:“今俗与快同用。”[105]按这个义训去理解“文字駃稳如刀裁”,是说字写得又快又稳,如刀裁的一样,显然文意很妥帖。从这个讹混实例去看《山海经》的“駚”,“駚”应该也是“駃”字之讹。笔者在做出这一推论时,尚未看到《山海经》的元曹善本,后经刘思亮博士查证后告诉笔者,元曹善本“駚”正作“駃”,证明了我的推测,[106]也为“駚”为“駃”之讹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而关于“”字,笔者认为是后世失传的“奔”字俗体。字从“牛”,与“奔”字构意相同,“分”为声符,所以“駃”就是“駃奔”,《山海经》的“善駃(奔)”,是说“獜”善于快速奔跑。

  其五,《山海经·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食之无卧。”郭璞注:“,急性。‘敞’‘孚’二音。”郝懿行谓:“‘’盖‘’字之讹;注‘敞’亦‘敝’字之讹也。《玉篇》作‘’,《广雅·释地》本此文作‘鷩’可证。然郭云:‘,急性’亦讹也。”[107]郭璞训“”为“急性”,是将“”读成了“憋怤”。《方言》卷十:“钳、、憋,恶也。”[108]郭璞注“憋”字云:“憋怤,急性也。”“憋怤”典籍又作“憋懯”,《列子·力命》:“墨杘、单至、啴咺、憋懯四人相与游于世,胥如志也。”张湛注:“憋懯,急速之貌。”[109]《通雅·释诂五》:“憋懯即憋怤。”[110]《汉语大辞典》既收了“”,也收了“”,两者并存。我们认为郝懿行指出“”为“”之讹是非常正确的,郭璞将“”训为“憋怤”也是正确的,因为《山海经》中的神怪常常用已经成词的连绵词来命名,“”来自“憋怤”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的名字来自“憋怤”,可能揭示的是这种神鸟的性情。说“”优于“”,还因为连绵词中有很多是双声叠韵的,“”与“”皆为唇音,可算双声,从其构成形式看,自然也要优于“”。另外从形体上看,从战国时期开始,“尚”“”两个形体就开始讹混,在后世俗书中,从“”的字更常常讹为从“尚”,[111]而且这种讹混是单向的,即都是“”讹为“尚”,不见“尚”讹为“”,所以综合各种证据,都清楚地表明这种神鸟本应作“”,“”是形体讹混后产生的错误书写形式。

  其六,《山海经·中山经》:“又西三十里,曰瞻诸之山,其阳多金,其阴多文石。”[112]《清史稿·地理志》:“新安。冲。府西七十里。东南:瞻诸山。”[113]历代典籍引“瞻诸山”的“瞻诸”有不同的异写,清吴任臣云:“案《一统志》引经作‘瞻渚之山’,《名胜志》引经作‘擔堵之山’。”[114]前边说过,《山海经》中的神怪常常用已经成词的连绵词来命名,如“朱獳”应读为“侏儒”,“踢”应读为“怸惕”等。其实不止是神怪,山川的名字有时也用已经成词的连绵词来命名,如招摇之山的“招摇”,“沮洳之山”的“沮洳”,“瑶碧之山”的“瑶碧”,还如“蔥聋之山”的“蔥聋”应读为“蔥茏”等,皆是其例。“瞻诸之山”的“瞻诸”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也属于此类,“瞻诸”就是“蟾诸”或“蟾蜍”。《尔雅》卷九:“鼁,蟾诸。在水者黾。”[115]《通雅》卷四十七:“蟾蜍一作瞻诸、詹诸。”[116]北大藏汉简《妄稽》有一段说:“状若瞻诸,前龟后陫,曲指?踝,肿朏废腤。”(简26+41)[117]“状若瞻诸”是形容妄稽长得丑陋,如蟾蜍一样。[118]可见“蟾蜍”确实可以写成“瞻诸”。“瞻诸”“蟾诸”“詹诸”记录的都是一个词,都是指“蟾蜍”。山以“瞻诸”为名,可能是说山的形状类似蟾蜍。古今山名中有很多“蟾蜍山”或“蛤蟆山”,其取名的意象应该接近。

  以上我们从“《山海经》的文本性质与形式”“《山海经》的史料价值”“《山海经》的产生时地与作者”和“《山海经》的文本文字校释”等几个方面,以举例对照的形式,用出土文献和古文字资料对《山海经》进行了一些阐释和新证。这一工作目前看来还是初步的,随着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资料的不断面世,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新资料可以不断给我们带来新见新知,将其与《山海经》进行对照并加以阐释和新证,进一步抉发出土文献和蕴含在《山海经》中的史料和语料,推进《山海经》的新证工作和《山海经》文本的深度整理。

  

  注释:

  [1]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姚淦銘、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3—38页。

  [2] 参见孙玉珍:《〈山海经〉研究综述》,《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3] 参见刘乐贤:《从出土文献看兵阴阳》,《战国秦汉简帛丛考》(刘乐贤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231—243页。

  [4] 参见陈连山:《〈山海经〉学术史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6页。

  [5]参见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郝懿行集》第6册,张鼎三、牟通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4679、4680、4687、4689、4711、4721、4732、4759、4772、4794、4795、4797、5027页。“见则风雨为败”参见郭世谦:《山海经考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6页。

  [6] 参见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46—283页。

  [7] 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1988年第4期。

  [8]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812-4813页。

  [9] 最早将《山海经》与《万物》进行比照的是尚志钧《从医药角度探讨〈万物〉与〈山海经〉的时代关系》一文,但引证不全。文见《中医临床与保健》1989年第3期。

  [10]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840页。

  [11]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725-4726页。

  [12]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677页。

  [13]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695页。

  [14]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840-4841页。

  [15]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806页。

  [16]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703页。

  [17]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686-4687页。

  [18]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845-4846页。

  [19]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694-4695页。

  [20] 江晓原:《中国文化中的博物学传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21] 参见刘钊:《“小臣牆刻辞”新释——揭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书馨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论丛》(刘钊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38页。

  [22]参见游自勇:《敦煌本〈白泽精怪图〉校录——〈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一》,《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杭州:2010年;游自勇:《〈白泽图〉与〈白泽精怪图〉关系析论——〈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二》,《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6—348页。

  [23]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刻本,2009年,第4056页下栏。

  [24]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4页。

  [25]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49页。

  [26] “小说”的概念前后发生过变化,秦简《诘咎篇》的内容具备后世小说的所有要素,跟后世的志怪小说没有大的不同,不能用发生变化后的“小说”概念来衡量早期的“小说”。

  [27] 参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42、444、445页。

  [28] 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177页。

  [29]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41页。

  [30]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08页。

  [31] 普济:《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20页。

  [32]关于简帛所附图像的研究,参见黄儒宣《〈日书〉图像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程少轩:《罗图考》,《湖北出土简帛日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合编》,武汉:2018年,第68—80页;程少轩:《马王堆帛书〈刑德〉、〈阴阳五行〉诸篇图像复原》,《练祁研古——上海练祁古文字研究中心集刊》第1辑(濮茅左主编),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48—192页。

  [33]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53页。

  [34]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王国维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5—418页。

  [35] 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

  [36] 《楚纪》是代拟的篇名,笔者曾建议命名为《梼杌》。

  [37] 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

  [38]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860页。

  [39] 萧兵:《楚辞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40] 参见裘锡圭:《“东皇太一”与“大伏羲”》,《裘锡圭学术文集》(简牍帛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46—561页。

  [41]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81页。

  [42]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二),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2页。

  [43] 裘锡圭:《说从“”声的从“贝”与从“辵”之字》,《文史》2012年第3辑。

  [44] 韩巍、邹大海:《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今译、图版和专家笔谈》,《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

  [45] 韩巍、邹大海:《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今译、图版和专家笔谈》,《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

  [46] 郭永秉:《近年出土战国文献给古史传说研究带来的若干新知与反思》,《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7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47页。

  [47]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908页。

  [48]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5011页。

  [49] 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358页。

  [50]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73页。

  [51] 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6页。

  [52]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08页。

  [53] 王叔岷撰:《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5页。

  [54] 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第2337页。

  [55]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81页。

  [56] 谢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175—176页。

  [57] 陆侃如:《论〈山海经〉的著作时代》,《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8卷(袁世硕、张可礼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63-164页。

  [58] 茅盾:《神话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47-151页。

  [59] 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巴蜀古史论述》(蒙文通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6-184页。

  [60] 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神话论文集》(袁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5页。

  [61] 陈连山:《〈山海经〉学术史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62] 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语文学论集》(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6—354页。

  [63]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627、4883-4884页。

  [64]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748、4792、4797页。

  [65] 许慎撰:《说文解字》卷4下,徐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1页。

  [66]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691页。

  [67] 《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刻本,2009年,第1890页下栏。

  [68] 刘钊:《释新蔡葛陵楚简中的“”字》,《书馨集续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论丛》(刘钊著),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92—193页。

  [69]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2、103页。

  [70]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797、4818、4827、4846、4884页。

  [71]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929页。

  [72] 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4页。

  [73] 闻一多:《璞堂杂业》,《闻一多全集》(10),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1页。

  [74]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二),第8、16等页。

  [75] 刘钊:《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古文字资料考释》,《古文字考释丛稿》(刘钊著),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215—217页。

  [76]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743-4744、4806、4812、4828页。

  [77]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744页。

  [78]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56页。

  [79] 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

  [80] 刘钊:《秦简考释一则》,《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8—79页。

  [81] 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44—545页。

  [82]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704页。

  [83]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04页。

  [84]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第446页。

  [85] 刘钊:《说汉“左礜桃支”印》,《古文字考释丛稿》(刘钊著),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206—209页。

  [86] 参见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87]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二)》,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1、36页。

  [88]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5028页。

  [89]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924页。

  [90]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940页。

  [91]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892页。

  [92]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717页。

  [93] 李家浩:《说“峚”字》,《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黄德宽主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378—395页。

  [94]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678、4714、4761、4767、4792、4809-4810、4822-4823、4861、4883-4884页。

  [95]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7页。

  [96]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748页。

  [97] 朱德熙:《说“屯(纯)、鎮、衠”》,《朱德熙古文字论集》(朱德熙著,裘錫圭、李家浩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3—188页。

  [98]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808页。

  [99]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751页。

  [100]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43页。

  [101] 郭世谦:《山海经考释》,第395页。

  [102]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01页。

  [103] 钱大昭撰:《广雅义疏》,黄建中、李发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05页。

  [104] 丁度:《集韵》卷7,述古堂影宋本,第35页b。

  [105] 许慎撰:《说文解字》卷10上,徐铉校订,第201页。

  [106] 元曹善本《山海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本子,解决了以往《山海经》文本的很多问题。参见刘思亮《〈山海经·五藏山经〉校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10月。

  [107]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676页。

  [108] 钱绎撰集:《方言笺疏》,李舜发、黄建中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58页。

  [109]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8页。

  [110] 方以智:《通雅》卷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页a。

  [111] 李家浩:《战国货币文字中的“”和“比”》,《中国语文》1980年第5期。

  [112]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张鼎三、牟通点校,第4829页。

  [113] 《清史稿》卷62,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2075页。

  [114] 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卷5,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页b。

  [115] 郝懿行义疏:《尔雅义疏》,《郝懿行集》第4册,济南:齐鲁书社,吴庆峰等点校,2010年,第3666页。

  [116] 方以智:《通雅》卷4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5页a。

  [117]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8页。简帛网网友abc在简帛论坛《北大汉简〈妄稽〉初读》23楼指出“简41与简26内容相近,且竹简纹路相似、茬口处吻合,二者或可拼合。”余晓春在24楼指出“残字二当是‘若’字。”abc在25楼指出“那‘若’前一字,看其字形,则可能是‘状’。简23中有‘状若揃断’,与之颇相似”。(武汉大学简帛网《北大汉简〈妄稽〉初读》,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1&extra=page%3D9&page=3,2016年6月8日。)

  [118]“瞻诸”整理者未出注,余晓春在简帛论坛《北大汉简〈妄稽〉初读》24楼指出:“‘瞻诸(蟾诸)’就是癞蛤蟆。”(武汉大学简帛网《北大汉简〈妄稽〉初读》,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1&extra=page%3D9&page=3,2016年6月8日),后萧旭进一步指出:“‘蟾诸’亦作‘詹诸’、‘蟾蠩’、‘蟾蜍’。”(萧旭:《北大汉简(四)〈妄稽〉校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853,2016年7月4日。

  

作者简介

姓名:刘钊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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