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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历史时间的重构
2017年06月01日 10:27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作者:朱文哲 字号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促使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单向线性时间观念确立,统摄古今中西的历史时间框架得以形成。新的历史时间使人们的历史意识发生巨大变化:将历史演变视为时间均质单向流动的过程,削弱了历史事件在“循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和借鉴作用;断裂的历史时间因为逐次排比的历法时间获得了连续性,历史片段之间因果关系的探求,使得线性的历史叙事与历史时间得以有机融合。在历史书写当中,通过联通古今中西的“世界时间”架构,“统一”演进的历史时间序列得以建立,并为中西历史比较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但这种以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为底色的时间架构,也成为清末民初时人们展开历史想象与历史书写的内在规定。

关键词:清末民初;纪年;历史时间;历史书写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促使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单向线性时间观念确立,统摄古今中西的历史时间框架得以形成。新的历史时间使人们的历史意识发生巨大变化:将历史演变视为时间均质单向流动的过程,削弱了历史事件在“循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和借鉴作用;断裂的历史时间因为逐次排比的历法时间获得了连续性,历史片段之间因果关系的探求,使得线性的历史叙事与历史时间得以有机融合。在历史书写当中,通过联通古今中西的“世界时间”架构,“统一”演进的历史时间序列得以建立,并为中西历史比较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但这种以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为底色的时间架构,也成为清末民初时人们展开历史想象与历史书写的内在规定。

  关 键 词:清末民初 纪年 历史时间 历史书写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官定历书研究”(15CZS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文哲,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讲师。陕西 咸阳 710061

 

  法国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说:现代时间带有不可逆转的差别;它产生出不可化约为“以前”的“以后”。这是一种丰富多产的时间,它蕴含新生事物,从不自我重复,因此所有的时刻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时间产生之前,必有一场观念上的革命,而这革命不是朝夕之间就完成的。①中国“现代时间”的形成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清末民初的纪年论争与变革,促使单向线性时间观念得以确立,完成了中国“现代时间”形成的革命。与此同时,历史学的时间意识也因为现代时间观念的确立而发生剧变。②本文主要考察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历史时间重构的关系,以探讨“现代时间”的确立及其对清末民初历史书写的影响。

  一、中西合历:历史纪年体系的变革

  历法纪年作为一种计时工具,在文明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其变化则反映出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动,特别是历法时间的革新,既能见证人类与物质世界关系的蜕变,又包含着社会意识的丰富内容。就如A.J.古列维奇所言:“时间的表象是社会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它的结构反映出标志社会和文化进化的韵律和节奏。时间的感觉和知觉方式揭示了社会以及组成社会的阶级、群体和个人的许多根本趋向。”③由于社会时间在社会文化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影响,也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相控制的对象,用以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所以,中外历史上各种政治势力革新历法纪年,以宣示自身政治愿景的例子,屡见不鲜。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时间秩序是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改朝换代之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改正朔”。而清末民初历法纪年的剧变,不仅带有“改换正朔”的传统意味,还包含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更预示着原有计时体系与民俗习惯的根本变革,其中丰富的政治意涵和文化意义,为了解此时社会秩序重构以及社会意识变化提供了很好的途径。④

  晚清历法纪年的剧变,关键在于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国门洞开,中西交流日渐频繁,在签订条约、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历法纪年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展;二是晚清时人借鉴西方耶稣纪年体系,试图对传统皇帝年号纪年及历法进行挑战和革新。其中中西交流促动的西历纪年体系之扩展,经历了一个缓慢过程。⑤而时人借外来思想资源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求,挑战皇帝年号纪年和传统历法,其主张和行动则表现得更加激烈,如太平天国对历法纪年的变革,以及清末知识人对纪年变革的论争。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对清王朝统治造成了全面危机,而农民军所使用的“天历”也是对清朝历法纪年最直接的挑战,并在自己所统治的区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太平天国历法因袭了中国传统的历法纪年,但受到基督教历法的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⑥虽然太平天国失败,太平天国历法纪年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耶稣纪年体系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中西时间观念交融之下,西方的纪年方式也逐步影响到了中国历史书写的纪年体系。据邹振环考证,早在1874年,一部名为《四裔编年表》的史书将西方耶稣纪年法作为中国王位纪年法的辅助形式出现,“在汉文史学系统中”,该书“是第一次以比较完整的世界史编年的形式引入另一种文化系统的时间观念。”⑦不过该书仍以中国传统纪年体系为主,以西方“耶稣纪年”方式为辅助,但已开始对中国人历史书写的纪年方式产生影响。当然从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来看,一种新纪年体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已经成熟,特别是在1890年代之前,中国人对西历纪年的认识更多停留在了解知识层面。同时由于纪年问题所带有的政治敏感性,就使得史学家在涉及该问题时显得极为谨慎。如黄遵宪于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其中《中东年表》,参照了中国的皇帝年号纪年和西方的耶稣纪年,厘定了日本纪年年表。他在按语中说:“余尝以为通史纪年,自大一统以外,当依列国之制,各君其国,即各自纪年,即篡贼干统,巨盗窃号,亦当著其事,以明正其罪。今作此表,意以著明日本世传之统系、相当之年代,其于中国之统,不必一一依据史例,如南北朝止纪宋、齐,五代止纪梁、唐,但以限于篇幅,不及备书,非必以此分正闰,有所弃取于其间也。”⑧尽管他一再表明“各种纪年”对于记载史实的重要性,但也无法避免纪年具有区分正闰的功能。具体而言,黄遵宪在撰写日本历史时,仍受中国历史书写传统的影响,因而极力淡化纪年所具有的政治色彩,进而强调其工具特性,以利于历史书写的进行。在黄遵宪《日本国志》完成三年后,即1890年,王韬的《西学原始考》出版。在该书中,王韬使用了耶稣纪年,但同时附录对应的中国皇帝年号纪年。在重要年份之下,列举了西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⑨这一做法对中国历史书写而言极具有开创性。将西历纪年作为历史叙述的时间主线,既有利于对西学进行梳理,附录中国纪年则便于对中西历史进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和王韬在历史书写中对纪年方式的改变,都是因为撰写他国历史的需要,对西历纪年体系的了解和使用还处于“被动”的状态。

  随着中西交往日深,更多的西方历史类书籍得以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这些西学书籍对中国士人产生影响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自觉反思纪年标注形式的问题。特别是晚清“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量最大、影响最广”⑩的史书《泰西新史揽要》的出版,对中国人纪年的认识产生了进一步冲击。该书出版于1895年,其中部分内容在1894年的《万国公报》上已有刊载。译者对翻译中的纪年问题做了特别解释,在十条《凡例》当中,第一条在说明该书译名缘起时,也对西历纪年特征作了说明:“西历以每百年为一周,耶稣降世而后又即从诞日起计,相沿至一千八百一年,是为第十九周。此书专记一千八百余年之事,故西名曰《第十九周大事记》,译稿未定之际曾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名,旋定今名以衷简要。”另外一条凡例则集中地说明了译者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所面临的纪年标注障碍以及采取的应对之策,“中国编年诸史于正统建元字样大书特书,偏安、僭窃诸年号则用小字分注。是书所记年月初欲改从华历,恐致失真,然专从西历,阅者又不免茫然,故检查中西长历标明中国某字样,此如书籍之注释,断不敢妄有他意也。”(11)而译者所强调的纪年标注方式没有“他意”,实则仍是对纪年符号强烈政治意涵的忌讳。不过简单对比《四裔编年表》与《泰西新史揽要》纪年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西方历史书籍越来越多地被译介进入中国,翻译者在使用纪年体系时,逐渐遵从西历的纪事习惯,将历史编纂中的“耶稣纪年”从之前的辅助形式转变为主导方式。这一变化影响了时人对纪年标注问题的认识。

  在晚清时人对历史书写纪年问题的反思中,梁启超最具代表性。1896年,他在《论译书》中对译书的纪年体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纪年,以孔子生年为主,次列中国历代君主纪年,次列西历纪年,次列印度旧历纪年,次列回回历纪年,次列日本纪年,通为一表。其有小国虽纪年不同,而无大事可载记者,暂略之。它日译书,依名从主人之义。凡记某国之事,则以其国为正文,而以孔子生年及中国历代纪年旁注于下。”(12)但此时的梁启超还是在借鉴模仿的层面上反思新纪年的使用问题,并未有较为成熟的纪年主张。尽管他极力宣扬康有为的孔子纪年说,然而其述论中各种纪年体系混居一处,显得驳杂无章,反倒使得纪年在“记事”中的便利作用未能得以凸显。1898年,梁启超在《纪年公理》一文中,分析了纪年的基本功用,突出了孔子纪年针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所起的“去繁就简”作用,对此后的纪年论争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此文被钱玄同称为“中国纪年革命的宣言书”。(13)随后,梁启超对译书中的纪年问题作了进一步反思,他认为:“译西书而易以中国年号,最为无理。非惟淆乱难记,亦乖名从主人之意。若言中国事而用西历,其谬更不待辩矣。”(14)虽然梁启超未辨明“西历言中国事”之弊,但不出“淆乱难记”。此时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不同纪年所包含的“主人之意”。具体而言,若以“耶稣纪年”方式为主则需要以西方历史为中心,建构起较为系统的西方历史演进图景,并且以西方书籍当中对史实、史料编排所传输和渲染的西方观念为准绳,来对整个历史加以评价;如以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为主导,对古今中外历史事实的度裁,自然仍以中国旧有观念及价值体系为标准。梁启超的反思无疑大大推进了人们对纪年功用的认识,为历史意识革新奠定了基础。

  历史刚进入20世纪,梁启超先后写下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两本论著当中,梁启超都专列“纪年”一节,对新史学书写中的时间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从而使“纪年”问题成为新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在《中国史叙论》第六节中开头便讲:“纪年者,历史之符号,而于记录考证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间之位置,以纪年定时间之位置,二者皆为历史上最重要之事物。”(15)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又较为系统地说明了采用“孔子纪年”的四大好处:“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分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以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身,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四者,则孔子之纪元,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16)尽管梁启超仍然坚持“孔子纪年”,不过他也认为:“凡符号之优劣,有一公例,即其符号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反是则为劣是也。”(17)梁启超将纪年问题视为考察历史问题的重要维度,甚至专列《论纪年》来述论其对建立“新史学”的意义,这在同时期人当中极为突出。受到此种理念的影响,1904年,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教科书,就采用孔子纪年,并对此作了专门说明:“纪年为记录考证所最不可缺之符号。然中国向例,以帝王为标准,或一年而屡变,或一人而数易,繁杂不便,极为野蛮。今因孔子为我国历史中第一代表人物,用其诞生之年为纪元,孔子以前则由一二逆数递推,以期划一而省读者之脑力。”(18)由此可以看出,模仿耶稣纪年的“孔子纪年”,带给时人的是一种新的历史时间体系:人们检视历史的范围或眼光更加开阔,同时也省去了年号纷杂的不便。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新的纪年方式是受到西方耶稣纪年体系冲击的产物,但梁启超等人将之视为革新史学的重要内容,则是在自觉的历史意识下,利用了一种新的历法纪年体系,建构了“新史学”的时间维度。

  当然,历史学时间维度的变化,仍受制于纪年体系变革不彻底的影响。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倡孔子纪年,也试图消解纪年所具有的正闰之分:“纪元之必当变也,非以正统闰统之辩而始然也。然纪元既不以帝号,则史家之争正统者,其更无说以自文矣。”(19)尽管他的立论意图化解传统史学有关纪年正闰的纷争,却力图为孔子纪年的推广蓄势张本,引发了刘师培等人的激烈抨击。到了1910年,梁启超则强调改用太阳历法对“一国人之心思耳目而整齐划一”的“秩序”功能。(20)民国建立之后,中华民国纪年作为官方所规定的纪年方式,既参照了耶稣纪年的方式,又带有传统皇帝年号纪年的特征。不过这一在现实政治中被广泛使用的纪年方式,却给历史书写带来了诸多不便。清末时人讨论“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时,强调孔子或黄帝之后的史事少,便于学术上的使用。但民国纪年并不具备这一优点,使得时人在使用时,特别是涉及民国以前史事时,显得极为繁琐,不仅要推算以往皇帝年号纪年的时间,还要推算西历的时间,以确定民国纪元前某年,既不利于确定中国历史纵向时间顺序,也不利于中西历史的比较与撰写。所以有人对民国纪年方式也提出了质疑,“民国纪元并没有带来方便”,反倒带来了麻烦,“民国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二十几年,过去的时代都得改用民国纪元前多少年,这实在不见得有多大的方便。但这还算是小事,最大的困难,是我们不能从西洋各国隔绝起来,我们必须明白整个世界的历史,以及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用了民国纪元,凭空又添了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元纪年相互换算的麻烦。”(21)由此也可以看出,参照西历纪元的民国纪年方式,实现了现实政治中时间的统一,但倒推计算时间的办法,加剧了历史书写时间使用的繁难和断裂。

  事实上,晚清时人针对中西历史比较的需要,就认为历史纪年以“中西合历”为便。如在1906年,丁保书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他对该书的纪年问题做了专门说明:“中历年代,或一帝一易,或一帝数易。纪元分年,奇零错杂,将欲计其前后距离之数,即成人亦易致恍惚。兹于后页附大事年表,用中西合历,庶前后距数若干,一检便得。”(22)在他看来,纪年更多的是检视历史的一种工具,特别是中西合历,便于确定历史事件的“前后距离”,对清晰认识中国历史演变助益匪浅。进入民国之后,通行的民国纪年在历史书写时间标注问题上造成了诸多困难,所以吕思勉在20世纪20年代写作《白话本国史》时就对纪年问题颇费心思:“纪年都据民国纪元逆推,但若必须知其为某君时之事,或须知其为西元何时之事,则或附注于下,或竟从变例。”(23)可见,逆推或以西历纪年体系为准,或以传统皇帝年号纪年为便,尽管使得民国纪元之作用得以突出,但其繁琐的弊端也暴露无遗。1923年顾颉刚在《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探索使用更为简便的纪年之法:“本书用公元纪年,并附当时当地的年号——如三国史吴事用吴年号,南北朝时北齐事用北齐年号等——俾时间的距离较易捉摸,而历来的正统观念可以藉此打破。——不附帝王的世系表,正因此故。”(24)此做法不仅接受了公元纪年,并以“不附录帝王世袭表”来打破世袭关系,可谓历史纪年观念彻底的更新。从认识历史及书写历史的需求来看,中国悠久历史所形成的丰富文献资料,多以皇帝年号纪年记载,若采用西历并完全抛弃原有的纪年体系,也会给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带来不便。所以在时人对历史书写的反思中都主张采用中西合历,从而清晰地展现历史的演变。对此,陆惟昭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建议中就明确指出:“纪年问题,实为编史者必须改良之点。但已往事实,断不能强为更改。”“鄙见中等教科,应当仍用帝王年号,而以西历纪元,附注于下。所以用西历纪元,而不用黄帝纪元,或民国纪元前某年者,理由有四:1.用西历纪元,可与西史事实相比较印证;2.中学西史课本,皆用西历,易于记忆;3.西历纪元,为世界所通行;4.不废旧年号,能使学者可与时代相联络,且可与其他旧史相参证。”(25)这种在使用西方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时,兼采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的纪年方式,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史学时间体系认知历史的优长,又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一种观察中西历史演变的时间工具,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及使用,并通过历史书写及教科书的编撰,成为时人研究或学习历史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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