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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中国民族企业“事业集合”思想
2017年06月07日 10:18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赵伟 字号

内容摘要:进入20世纪,中国民族企业界逐渐认识到企业扩张发展的大势,形成了“事业集合”的经营思想,明确了扩张发展所具的“横连”“纵合”“多角”三种维度。其中“横连”降低成本,利于研发、改良,避免恶性竞争,但规模过大容易导致内部管理混乱;“纵合”节省交易成本,却易出现生产平衡问题;“多角经营法”便于分散风险及内部挹注,但处理不当会造成危机扩散和内部拖累。民族企业必须权衡以确定实行路径。这一经营思想对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与现代经济学的产业链整合、企业一体化等理论有一定契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民族企业;事业集合;产业链整合;企业一体化;经营思想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进入20世纪,中国民族企业界逐渐认识到企业扩张发展的大势,形成了“事业集合”的经营思想,明确了扩张发展所具的“横连”“纵合”“多角”三种维度。其中“横连”降低成本,利于研发、改良,避免恶性竞争,但规模过大容易导致内部管理混乱;“纵合”节省交易成本,却易出现生产平衡问题;“多角经营法”便于分散风险及内部挹注,但处理不当会造成危机扩散和内部拖累。民族企业必须权衡以确定实行路径。这一经营思想对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与现代经济学的产业链整合、企业一体化等理论有一定契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 键 词:民族企业 事业集合 产业链整合 企业一体化 经营思想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近代中国民族企业一体化战略研究(1895~1937)”(项目号:15FJL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伟,1980年生,历史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企业扩张有多个面向,以往学界对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研究多关注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对生产及业务的整合虽有提及,但论述并不系统深入。①当时即有学者提出“资本之聚集”,同时也认识到“事业之规模,亦随所用资本而增大”②。这里的“事业”实际上就是指企业所涉及的生产及业务,企业扩张又可认为是“事业集合”。较之资本概念,这一思想并非扩张本质的揭示,而是扩张形式的总结。笔者认为,“事业集合”这一表述直观明确地反映了企业扩张的内容及行为特征,遂用此概括近代中国此类企业经营的思想,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将有助于从资本之外的面向认识近代民族企业发展的脉络,也便于追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近代中国话语表述方式。当下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论述主要局限于作为实践者的企业家及企业高管③,企业评论人及经济学者的思想则鲜有论及。笔者将结合考察这两类群体的认识,对“事业集合”思想脉络做全面梳理,以揭示这一思想对近代中国民族企业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对“事业集合”趋势的认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企业生产规模不断加大,大型企业纷纷出现。对此,中国民族企业界的实践者和理论者都有充分的认识。

  大生集团是近代中国首个大型民族企业,尽管其扩张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创建者张謇晚年依然认为:办实业“在大农、大工、大商”④。而“大”字即含有大规模之意。这种认识的产生除源于民族企业家的经营实践外,还有鉴于国外经验。荣氏集团创始人之一荣德生,早在1900年经营钱庄的时候就“看《事业》杂志、《美十大富豪传》”⑤,其兄荣宗敬则一贯“力图扩大”,追求“事业之大”⑥。关于扩张的实现方式,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卢作孚主张“化零为整,合并许多公司”⑦。由此必然导致管理组织由简单而趋于复杂,并形成各业大规模之联合及合并的局面。中国企业经营公司的主持者刘鸿生认为这是经济社会“自然之趋势”⑧;而对于“无规模组织”的企业,永安集团的董事长郭乐认为是“茫然于商战之形势”⑨。

  这一趋势自然受到企业评论人的关注。早在1912年就有论者指出“企业之法乃日趋于集合”。所谓“集合”不仅是企业“以吸收资本者而吸收事权”,而且是“以吸收事权者而集合事业”。可见,资本和事业是企业扩张的两个面向,“事权”是指对某一生产及业务经营管理的控制权,“集合事业”实是整合生产及业务。论者相信,20世纪企业发展的趋势是“由分业一变而为集中企业”⑩。这里的“集中企业”应该是“许多小工厂的大集合”(11),与现代一体化企业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还有人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先进国生产事业莫不趋于大规模之组织”(12),有著作进一步解释道,“大规模事业是近代事业界的一个特色”,“大规模事业(Large Scale Business)”与“大规模企业(Large Scale Enterprise)大致差不多”。(13)就欧美经验看,企业“集合事业”主要由企业家们主持企业合并或联合来完成,“自十九世纪后期,企业家的结合已成了最重要的发达了”(14)。表述固然多样,但这一时期的中国企业评论者认识到“集合事业”、扩大生产规模、组织大型企业已成为世界潮流。

  其时,日本棉纺织企业是我国民族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自然也成为中国棉纺织业经济专家重点分析的对象。学者王子建发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棉纺织业“大的公司逐渐膨胀,小的公司遂难于立脚”,“未见得是少数威权者所能完全支配操纵”,但“‘联合’(Combine)的局势已成”(15)。棉业专家、企业家穆藕初认为,这种“局势”是“日本纺织家正在预备一伟大计划……从事于大组合”(16),(中国)民族棉纺织企业若要与之竞争,就必须“应世界之新运,非从速组织我国纺织业托赖斯不为功”(17)。

  可见,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界对顺应潮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深刻认识。1912年发表的《资力集合论》一文认为,中国民族企业应“于资力及经营上实行合并主义”,如果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以集资主义为唯一之政策,唯一之商略”。“集资主义”的另一面向即“集合事业”,“合并主义”是“集合事业”的一种方式,“政策”及“商略”则类似于现代话语中的企业战略。该论者把“事业集合”视同企业经营战略,强调这是与国外大企业相抗衡的唯一道路。如果故步自封,民族企业将“不能与世界之大商工业相角逐”,不“集合事业”而“以为对抗外人计”,则“中国人之生路必为外人垄断罄尽”。因此,中国企业必须推行“事业集合”,这是“人民生死问题,国家之存亡问题,非特工商业发展失败之关系”。这种带有经济民族主义的阐释,把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涵义从企业经营的个体层面提升到国家及民族的整体高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8)

  综合考量,当世界出现企业“事业集合”的扩张趋势后,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界随即认识到这一潮流,其经营理念与世界同步,同时也明确了其时的经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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