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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盛宣怀的捐纳之途
2018年02月02日 09:29 来源:文汇报 作者:邵建 字号
关键词:郑观应;盛宣怀;捐纳

内容摘要:盛宣怀与郑观应,加上王之春等三人都没有获得功名,盛宣怀、郑观应通过赈灾和捐纳获得候补官衔,王之春弃学从军获得军功,三人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场人脉以及对官场规则理解,最终都获得了任用。相对而言,郑观应无疑具备一定的人脉,例如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王之春、邓华熙、盛宣怀等大员都比较欣赏郑观应的能力和为人,特别是彭玉麟、盛宣怀、王之春与郑观应之间良好的私交,成为他能够多年在重要洋务派企业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以及两次获得实质性官职的主要原因。盛宣怀与郑观应,加上王之春等三人,从某种程度上在晚清众多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士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三个人都没有获得功名,即走上所谓的通过科举而仕途的“正途”,盛宣怀、郑观应通过赈灾和捐纳获得候补官衔,王之春弃学从军获得军功。

关键词:郑观应;盛宣怀;捐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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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宣怀与郑观应,加上王之春等三人都没有获得功名,盛宣怀、郑观应通过赈灾和捐纳获得候补官衔,王之春弃学从军获得军功,三人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场人脉以及对官场规则理解,最终都获得了任用。而对于一般士绅来说,即便是通过科举获得了功名,但若既无过硬的家庭背景,又无良好的官场人脉,能够出头者也是百难有一,更不用说那些通过捐纳获得功名和虚衔的跨界绅商了。

  清代的捐纳制度实际上遵循了历代纳例粟办法,推而广之,成为捐纳常例,始于顺治、康熙年间,雍正、乾隆年间逐渐完备,嘉庆、道光年间循例进行,一直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逐步泛滥铺开。清代的捐纳类别及用途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从大类上基本上可以分为暂行事例和现行常例,从捐纳实质上可以分为捐实官、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即功名)、捐加级纪录、捐分发、捐复、捐免等类,从捐纳用途上又可以大致分为军需、河工、赈灾和营田四类。

  晚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观念随之转变,此前作为末端的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尤其是在口岸城市,一些身兼商人和知识分子且获得巨大财富的买办和民族资本家,日益成为社会重要群体。然而在晚清中国,个人社会地位的显达,仅仅靠财富积累远远不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谋得一官半职仍然是重要依据。就拿独具洋务才干和经世致用能力的郑观应来说,委身洋行明显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他通过捐纳获得候补官衔,通过参与赈灾得到地方大员好感,通过积极建言献策引起洋务派官僚的关注与认可,最终弃太古就轮局,投入洋务派阵营。尽管郑观应曾有述“只恐空囊消酸腐,何须射策求封侯”,但是他对于仕途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晚清社会一批跨界绅商内心的真实想法。

  尽管捐纳的名堂这么多,不过在清代,很大一部分富贾大户仍热衷于捐纳,甚至有时可以说趋之若鹜。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所捐官职最终是否能够兑现,但获得候选官员的身份还是有助于他们大幅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相比,通过捐纳获得一定功名的确是当时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同时,晚清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尽管商业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商人作为传统的“士农工商”之末的情况逐渐发生改变,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商人为末的思维定式在短时期内仍旧难以弭除,这也是一方面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另一方面商人仍然热衷于捐纳的主要原因。在当时,大凡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人,特别是口岸城市的买办及富商,大多有过捐纳的经历。例如,杨坊捐候补同知,王槐山捐二品顶戴,胡雪岩捐候补道台、二品顶戴、三代封典,唐廷枢、徐润捐候补道台,经元善、谢家福捐候补知府等等。

  郑观应的历次捐纳及朝廷褒奖简历在其自述中有着详细记载,其一生共有三次捐纳实官,分别是同治八年(1869)在皖营捐从五品员外郎、同治九年(1870)在安徽捐局捐升正五品郎中(双月选用)、光绪四年(1878)由晋赈案内捐四品道员(双月选用);一次捐纳虚衔,光绪十九年(1893)在顺直捐赈局报捐二品顶戴,至此在向朝廷捐纳一途中郑观应算是捐到了最高一级,后来郑观应的“二品顶戴候选道”头衔即由此而来。其中,在光绪八年(1882)年底,以“捐助直省工赈出力” 获保奏,次年年初奉上谕“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光绪十年(1884)年初,安徽巡抚裕禄也以郑办赈出力保奏,上谕“尽先选用道郑官应着加一级记录三次”。由此可见,郑观应获得功名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直接捐纳获得实职候补资格,二是通过办赈获得朝廷褒奖,三是朝中大员保奏推荐。这样通过历次捐纳以及朝廷大员保荐,郑观应获得朝廷的任用便有了很大希望。不过,残酷的现实是,对于捐纳而来的候选道员来说,无论是单月选用,还是双月选用,甚或是不论单月、双月尽先选用,获得实授道员一职难于登天,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轮到实授,终身都是“候补”。

  相对而言,郑观应无疑具备一定的人脉,例如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王之春、邓华熙、盛宣怀等大员都比较欣赏郑观应的能力和为人,特别是彭玉麟、盛宣怀、王之春与郑观应之间良好的私交,成为他能够多年在重要洋务派企业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以及两次获得实质性官职的主要原因。

  1898年7月,“百日维新”中遭罢黜的帝师兼帝党首要成员翁同龢由京返苏路过上海,郑观应与之见面,翁告诉郑说 “《盛世危言》一书经与孙尚书先后点定进呈,并邓中丞所上计共三部。今上不是披览,随后必当有内召之旨(《郑观应集》(下),第361页)”。而就在前不久的4月份,时任江苏巡抚的邓华熙又一次向光绪帝推荐郑观应,并请训示“应如何录用”。由此可见,郑观应的才能及《盛世危言》再三为急于变法的光绪帝所获悉,已引起光绪帝的重视而有起用之心。但是,当时局势险恶,郑观应深知光绪帝及康、梁所推行的维新变法前途难料,所以对此并不抱有太大希望,甚至在与邓华熙的信中也实话实说“大局如此,即有意外遭逢,亦拟藏拙不赴,以遂草茅之初志而已”(同上)。也就是说,即使光绪帝正式下旨起用郑观应,郑也打定主意力辞。在这点上,不得不说,郑观应对于局势的分析和体会是全面而正确的。

作者简介

姓名:邵建 工作单位: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职称: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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