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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战争”:北洋时期直皖军阀的武力统一
2018年10月31日 09:58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作者:彭涛 杨天宏 字号
关键词:北洋时期;直皖军阀;武力统一;“另类战争”

内容摘要: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国家出现“五代”式分裂局面。为结束分裂,皖、直两系军阀在控制中央政权期间极力推进武力统一,先后发动多次旨在建立统一国家的战争,均归失败。从军事立场观察,直、皖军阀从事的战争十分“另类”:参战各方的战争指导思想与作战方式多不符合现代军事学的理论与普遍实践;战争基本是在双方有生力量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就“决出胜负”;飞机、大炮等现代武器在战场上作用受限;更有甚者,号称现代战争,但真枪实弹的“武斗”并不激烈,战争持续时间及空间范围均十分有限,参战各方似更乐于“文斗”,但“文斗”内容却高度同质化,难以让人明白究竟为何而战。以如此“另类”的战争手段寻求国家“统一”,无异南辕北辙。

关键词:北洋时期;直皖军阀;武力统一;“另类战争”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国家出现“五代”式分裂局面。为结束分裂,皖、直两系军阀在控制中央政权期间极力推进武力统一,先后发动多次旨在建立统一国家的战争,均归失败。从军事立场观察,直、皖军阀从事的战争十分“另类”:参战各方的战争指导思想与作战方式多不符合现代军事学的理论与普遍实践;战争基本是在双方有生力量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就“决出胜负”;飞机、大炮等现代武器在战场上作用受限;更有甚者,号称现代战争,但真枪实弹的“武斗”并不激烈,战争持续时间及空间范围均十分有限,参战各方似更乐于“文斗”,但“文斗”内容却高度同质化,难以让人明白究竟为何而战。以如此“另类”的战争手段寻求国家“统一”,无异南辕北辙。

  关键词:北洋时期;直皖军阀;武力统一;“另类战争”

  作者简介:彭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博士研究生,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专门史。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北洋时期中国制治史(1912-1927)”(SKGT2011101)研究成果,并获得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北洋时期,皖系及直系军阀先后控制北京中央政权,但号称“中央”并得到“国际承认”的直、皖北京政府,实际统治区域并不大。皖段当国时期,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及西南相当一部分地区分别被张作霖、孙传芳、曹锟、冯玉祥及西南军阀控制,国民党则在广东另立“中央”,与北京对抗。直皖战争之后,直系控制中央政权,统治区域也无实质性拓展。对北洋时期的中国政况,杨荫杭尝有历代乱世之喻①;蒋梦麟用当时的中国比拟印度,认为中国军阀“像印度土大王一样统治各省”[1]147;周鲠生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就民国全体言,则为无政府,因为事实上国中已无一权力的中心可以支配全国或其大部分。”②

  为改变中央政府号令不出京城、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皖、直两系军阀在其控制中央政权期间点燃战火,兴师动众,强力推进“武力统一”政策。战争由皖段首开,1920年的直皖战争乃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首次尝试,结果直胜皖败。直系上台之后,凭借战胜皖段的余威,更加笃信武力。在吴佩孚的极力推动下,“武力统一”全面展开,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对奉战争及与西南军阀的战争,虽一度取得对奉战争的胜利,但最终仍事与愿违,遭到失败。

  对直、皖军阀“武力统一”政策实施失败的原因,学界甚为关注,相关研究从政治角度展开讨论,提出很多有参考价值的分析。然而,战争毕竟是军事行为,单纯从政治维度解释,有时也会不得要领。以军事眼光观察,直、皖军阀进行的旨在实现“统一”的战争,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另类”战争:无论战争指导思想、作战方式、武器运用、战争宣传,表现都非同寻常,殊难以传统及现代军事理论及战争实践加以解释。本文拟对此略作分析研究,言其现象,析其原因,补充修正既有的研究结论。

  一 “胜负不分”的战争结局

  直、皖军阀的“武力统一”既属战争行为,讨论自然得从战场切入。由于资料有限,几乎没有可能对北洋时期全部战争的次数规模、武器装备、战场范围、持续时间、伤亡人数做出精确统计。存世的时人记载,涉及战争状况的数据,大多不甚可靠。以直皖战争双方的伤亡人数为例,有关史乘可采信者殊不数见。如汪德寿的《直皖战争记》仅寥寥数语提及伤亡:“此一役,廿六师伤人甚多”,其中团长刘振鹭深受重伤,“闻只有一营长——在桥上死守,被敌人一炮打碎”[2]166。所谓“伤人甚多”,没有具体数据支撑,难知究竟多少;有一营长被敌军“一炮打碎”,虽甚惨烈,却是听闻,不可轻易置信。吴廷燮《吴佩孚战败始末》对战争场面记述稍详,却偏重于皖军伤亡,对直军伤亡数则只字未提,而即便是皖军的伤亡,所记也十分笼统。如称曲同丰部“第一旅伤亡殆尽,第二旅亦死伤不支”,“曲军伤亡失踪者有九千余人”,“四万人之西路段军,遂伤亡殆尽”[3]99。“伤亡殆尽”,“死伤不支”,全是文学描写;唯一具体的“九千人”数据,亦是伤亡与失踪合一,但因失踪可能是暂时的,且数量有时比伤亡更多,故无法据此得知皖军损失的准确数据③。

  相对而言,第二次直奉战争因持续时间稍长,关注度较高,留下的数据较为具体。我们不妨以这次战争为例,略加分析。

  此战从1924年9月10日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50来天。关于战争规模,《吴佩孚战败始末》一书作者称双方动员了共55万以上兵力,陆、海、空三军作战,奉军还有蒙古骑兵支持,是北洋时期规模最大的战争④;美国学者林霨(Arthur N.Waldron)认为,战争初期双方动员的兵力达42万[4]56;曾任北京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说,直系参战军队17万,其中7万还是援军[5]911,若反直三角同盟的兵力与之相当,则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不到40万。三种说法中,林霨教授的说法系根据各方数据比较分析之后得出,且援引的数据均有具体资料来源,较为可信。在找到更加准确的数据之前,可采纳其说,暂将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投入兵力总数认定为42万。

  然而,战场数据与战争规模及所用武器装备似不成正比例。调查可见的各主要战场伤亡数据大致如下。1.角山二郎庙之战,直军死伤3000人左右,奉军因凭借角山之险,死伤仅800~900人[6]916,918。2.榆关之战,双方“均有伤亡”,直军第13混成旅旅长冯玉荣自杀。3.九门口之战,奉军死伤4000~5000人,直军伤亡未见报道。4.建平赤峰之役,“双方伤亡甚重”,直军建平一战死伤2000余人、赤峰死伤7000余人,奉军伤亡未见记载[7]191-196。5.沙河寨、石门寨战役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一场硬仗,据随军记者报道,该役直军“约占参战人员20%的伤亡人员”[8]847-848,但该役参战人数不详;另据“军界人士”说,直军死伤在3000人以上、奉军伤亡250余名。6.双方争夺最激烈、伤亡最严重的山海关之战,奉军两旅共16000人,战后仅剩1400余人,直军“死伤甚众”[6]907,直军具体死伤人数未见报道,或接近奉军伤亡数。

  综合散见数据,截止战争因政变而告结束的10月24日,各主要战场奉军伤亡约1.9万人之谱。直军参谋长白坚武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敌死伤不下万数千人,精锐已耗。”⑤此时战争接近尾声,所言或可印证有关奉军死伤近1.9万人的记载。至于直军伤亡数,上述有具体统计的几次战役合计约1.5万人。山海关战役只见奉军而无直军的伤亡统计,鉴于这次战役奉军伤亡溃逃达14600余人,其中伤亡或已近万,直军在战场上即便略占优势,伤亡稍少,至少也有8000人,加上上列战役1.5万人,直军伤亡总数或超过奉军,达到2.3万人。冯玉祥倒戈后,直军因曹锟被囚而很快溃退。此战奉方将领张宗昌号称俘虏直军不下5万人,连同迭次战斗伤亡逃逸,共计20万人以上,“敌方所称精锐主力,已尽为根本覆灭之”[9]306-307。揆之前列主战场伤亡数,明显有夸大成分。若不采此带有夸大嫌疑的数据而仅据上述统计,则直奉双方在主战场的伤亡人数在4.2万人左右,再加上冯玉祥倒戈后与吴军交战中冯、胡两军5000人左右的伤亡[10]305,直奉战争主战场双方伤亡人数共约4.7万人。按照常规战争通常1∶3~1∶4的死伤比例[11],取其极值1∶3,则双方在主战场的死亡人数约为1.56万人⑥。

  这样的伤亡人数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应当承认,数以万计的官兵在战争中死伤,无疑是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但是,它与此战前后十数年内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战争死伤动辄以千万人计,之后国内战争伤亡动辄以百万人计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只能列入伤亡较小的战争范畴。对于双方总兵力投入达42万人的这场战争来说,主战场仅有4.7万人的伤亡报道(尚不排除为动摇敌方军心而虚假宣传的成分)⑦,约占投入总兵力的11.2%。这意味着双方军队的有生力量并未消灭,战争居然就已“决出胜负”,从军事立场上很难理解。

  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如果说战争有特殊之处,那只是它的手段不同而已。他特别强调:“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须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而“打垮敌人”这一概念的含义,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就是“敌人的军队必须消灭,也就是说,必须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继续作战的境地”,因为“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⑧[12]43-48,61-64。中国兵家亦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⑨之说,强调战争的有效手段在于歼敌,也就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卷土重来。这与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正好契合,可见中外兵家对战争的理解有相通之处。以此为立足点观察,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参战双方有生力量并未消灭的情况下便“决出胜负”,其与寻常战争不同的“另类”特征十分明显。

  对此,时人亦有清醒的观察和认知。杨荫杭说:“拿破仑有言,凡所谓战胜者,乃敌人势力之消灭,非破城得地之谓也。”杨氏借此评论说:“此言虽淡,而有至理。凡民国以来所谓战胜者,皆不过破城得地,从未消灭敌人之势力,故虽一朝得志,仍有舟中敌国之势,此民国所以无宁日也。”⑩杨氏所言,一语中的,道明了直、皖军人标榜的“武力统一”始终不能达至目标的原因所在。盖战争未消灭敌人,在敌军有生力量尚存的情况下,战火势必重开。若每次战争都不以消灭“敌人势力”为目的,也就丧失了现代军事克敌制胜的意义。

  两次直奉战争的战后历史印证了杨荫杭的认知。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虽标榜“战胜”奉系,实际只是“击溃”对方,因未消灭奉系有生力量,致使奉张很快与孙、段联合,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卷土重来。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虽因政变导致“战败”,但有生力量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存。吴佩孚以此作为凭借,很快纠合余部,在“护宪”旗帜下,与“胜利”一方继续抗争。这类虽经战争却未消灭敌方有生力量的情况,不仅出现在两次直奉战争中,而且终北洋之世几乎所有的军阀战争均不同程度存在。事实表明,战而未获真正意义的胜利,是北洋时期战争不断、兵连祸结、“统一”无法实现的重要原因。曾位居政治枢要的罗文干认为,战争并非北洋时期的时局特征,“非战非和”,战争打得“不痛不痒”,不决胜负,才是这一时期政治军事局势的特征。他认为,“使其战而一方胜也,则力胜者理强,可以统一”,所有问题均迎刃而解;“今则不然,有时战,有时不战,而胜败不分,无强弱之别”,这种不战不和、不生不死的局面是“国家统一之最大障碍”[13]83。罗氏所言,从军事立场击中了军阀“武力统一”不成功之要害。

  二 仁至义尽的“军德”表演

  直、皖两系军阀“武力统一”战争中不可思议的“另类”战场表现,与参战各方对战争的理解及所采取的作战方式有关。

  北洋时期,军阀间的战争与带有阶级仇杀或抗击异族入侵的战争带有你死我活性质不同。虽然对军阀战争也可以是否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正确”作为判断,但不同军阀之间不少主张分歧并非不可调和。例如,国家究竟应该中央集权抑或地方分权,是推进统一还是实施地方自治,就不是绝对对立的政治主张和制度(详后讨论)。另外,军阀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使战争性质的判断变得复杂。北洋军人看似派系众多,但追溯不过两代便大多同宗,一些军阀彼此是同学,有共同的师承关系,一些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军阀是同乡甚至邻居。如直皖战争中皖系参战的“边防军”两个师,其中“原系直派之某师”,抵前线以后即宣告中立,而“边防军”中不少官兵与直军将士“非姻即故,相率表示不战”,“谓如欲该军作战,除非将军官另换一班”[3]96。两次直奉战争,直奉军阀貌似势不两立,但双方最高统帅张作霖与曹锟是儿女亲家,战前张作霖还专门提及这层关系[14]836。在这种背景下,战争能够真正无所顾虑吗?

  交战双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使战争的目的性变得模糊。到战场上,究竟为何而战,一些参战军阀自己也说不明白。直皖战争打响,段军第一路将领曲同丰誓师时,困于无词可措,仅对兵士曰:“这次战争,名义上是说不出来的。不过我们不打过去,人家就打过来。”又对长官说:“这回的打仗,是我们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同那没有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的战争。”后来直奉大战在即,段祺瑞在将军府会议上宣布开战决定,姜登选对段说:“吴佩孚年轻,即有地方得罪了你,叫他赔一个不是好了,何至于劳动国家的军队,使小百姓受苦?”并斥责徐树铮说:“什么事都是你这小孩子弄出来的。”[3]97-98即将奔赴前线,连姜登选这样的高级将领都不知道所战为何,遑论其他!在此情况下,军阀战争能够你死我活地进行吗?这就导致军队在战争中“怠战”,名义上数万数十万兵力投入,实际参战人数却大打折扣。

  杨荫杭说:“民国历次军阀内讧,交锋者不过一部人众,而胜负决于俄顷之间。故自胜者言之,致力者不过少数,而大多数坐享其成。自败者言之,战败者不过少数,而大多数皆望风而溃。此可知兵额虽多,装饰品居十之七八。”[15]716外国军事观察家也认为:“从军事意义上讲,不少参战部队实际上与战争实施无关。在中国,由某些精锐部队组成的军队,在整个战役中竟按兵不动,这对一般观察家来说会感到十分意外。”[8]852

  对战争残酷程度影响更甚者,则是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似的“军德”表演。比如,战争开始之前,通常要慎重其事的宣战,没有警告决不发动进攻,被认为是军人的道德,公开选班、公开战争被认为是一个军人应有的起码准则[16]177。而“仁义”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左右军事领袖的战争行为。尚其亨在分析直皖战争皖军失败原因时说:皖军之败,虽与天降暴雨及皖军内变有关,但所以致败之重要原因则在“行军重视仁义”。比较直、皖两军战斗力,皖军有航空军及重炮队,直军无之,且无射击飞机之高炮,皖军明显居于优势;但段祺瑞“不忍严令航空队施掷炸弹,并令重炮队非至万不得已之时,不准施放重炮”,故直军得保存战斗力,并最终夺取战争胜利。尚其亨在总结皖军失败的“大原因”时认为,“行军重视仁义”,最为关键(11)[17]685,686。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类似“仁义”之举亦时有所闻。在关键性的山海关之战中,姜登选、张学良一直不下进攻命令,其给士兵的解释是:“攻击命令,早应该颁发,惟敌军雄悍,埋伏重重,战败固然受伤,战胜亦必受伤。大帅对于兵士,爱如赤子,伤亡过多,于心不忍,故屡次来电诫谕,不准轻易下攻击令。”[6]897于是在战场上出现不痛不痒的交绥场面:“十八日午后五时,双方军队均沿金恒铁路附近三五里内作战。奉军为张学良部之朱军,直军为第十五师全部。两军交绥之后,奉军仅放一排枪,并未死伤一人,即行退却。直军奋勇急追,致中地雷,稍有丧失,同时奉军并以飞机示威。”此役奉军放排枪(机关枪),未见伤敌,却自行撤退,看似设计,但直军追击中雷,阵势已乱,奉军飞机赶来,却仅见“示威”,不见射击轰炸,这种打法,形同演戏。对此,时人曾分析说:“山海关有天然之险,今次两军对峙,其地诚为两军生死关头。……然自交绥以来,双方战事,并不激烈”,直到29日下午,战争才稍微有点实际内容[17]890-891。两军“生死关头”的交战尚且如此,可见问题之严重。

  更为致命的是直系最高军政长官对已暴露出离心倾向且有明显异动行为之下属的姑息。人所共知,冯玉祥是直系高级将领中与主帅吴佩孚离心离德之人,以“倒戈将军”闻名。张作霖曾以“焕章一生做人,专喜在暧昧一路”评之[18]263,堪称其人格刻画尽致之笔。冯、吴矛盾由来已久,其于1922年5月调任河南督军后,与吴的矛盾逐渐升级,反叛之意不时流露(12)[19]339-340,365。对此,吴佩孚本有察觉,欲“令冯援闽”,意存远祸,但直系最高领袖曹锟却试图安抚,将其调任陆军检阅使,驻军北京近郊南苑,这给冯发动政变、控制中央政府提供了地理上的方便(13)。在南苑期间,冯积极策划政变,并与京畿警备副总司令孙岳联络,谋里应外合。对冯的计划,“吴亦微有所闻”[20]96,但碍于曹氏,无可如何。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后,吴佩孚作为直军总司令,统帅全局;冯玉祥任直军第三路军司令,实施其倒戈计划,采取步步为营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斥堠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陶菊隐分析说,这种“将后方当做前方”,将兵力集结在平津附近的部署,乃在谋求“曹、吴同倒”[20]94,其反叛心迹已暴露无遗。即便此时,作为主帅的吴佩孚和作为最高统帅的曹锟,仍未采取对策。《孙子》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21]4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之所以发生北京政变,导致直军战略部署完全混乱,最终失败,政治原因固是根本,但从军事人员部署及调配上看,曹、吴在已察觉冯玉祥“不听其计”的情况下,未果断“去之”或将其调遣到非要害位置,亦是重要原因。

  在一些军阀的道德观念中,战争是职业性的相互对抗,而非出于个人之见的相互敌意,也影响到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军人的“职业道德”,四川军阀尤其遵奉。这在杨森奉吴佩孚之命在四川推进“武力统一”的战争以及四川各地军阀间的征战中均有体现。张仁君认为,“四川军官在内战中是最文明的”。他举例说,当两支军队在成都或重庆郊外相互激战时,两军军官可以在一起打麻将,各自下属到麻将桌边报告战况,麻将打完,像朋友一样友好分手。若战争分出胜负,胜利方会保护战败方军官的家属。若其有父母或其他长辈,获胜方军官会去慰问他们,看其能否每月都得到抚恤金和慰问品。因此,“虽然四川经常发生内战,但从来没有个人的憎恨或残酷行为”[22]3[16]178页注②。“从来没有”的结论或过甚其辞,但部分军阀讲究“职业道德”则是事实。

  在这类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含义相去甚远。杨荫杭说:“若民国以来之战事,则直与演戏无异。”(14)[23]95一些战争似乎更接近“仪式化的战争”(陈默博士语),殊少寒气逼人的刀光剑影和浓烈呛人的火药味。

  由于战争形同儿戏,“战”而不求真正意义的“胜”,战争持续时间及实施范围必然有限,这又进一步影响到交战各方战略目标的全面实现。直皖战争仅短短5天,第一次直奉战争接近一个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间最长,也仅断断续续进行50天。对第一次直奉战争进行战地考察的英国人劳伦斯(Impey Lawrence)曾十分遗憾地指出:从其他国家的军事准则观点看来,这次内战实在“太短暂了”[8]852。短暂的战期,狭小的战区,不痛不痒、不分胜负的“决战”,使北洋军人在“武力统一”旗帜下进行的战争成为中外观察家眼中不可思议的“另类战争”。

作者简介

姓名:彭涛 杨天宏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课题:

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北洋时期中国制治史(1912-1927)”(SKGT2011101)研究成果,并获得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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