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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造反者的失败事业
2021年03月24日 16:00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姜涛 字号
2021年03月24日 16:00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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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

  【编者按】今年是金田起义170周年。70年前,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胡绳同志执笔的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指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肯定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及其体现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次年开工、1958年建成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其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范文澜先生则在《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郑重指出,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些具有标志性的表述和事例,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导向。然而,近三十年来,全盘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味美化曾国藩及湘军的声音增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本刊约请六位学者围绕“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撰文,希望能对相关问题有所澄清,对深化思考、推进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大是大非:“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无理”?

  2006年,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举办的太平天国专题研讨会上,章开沅先生作了“从清史编纂看太平天国”的发言。在论及太平天国的是非功过时,他重申了“造反有理”的著名论断:

  是非能上历史台面的都是大是大非。就大是大非而言,问题非常清晰,即所谓“造反有理”。……太平天国从总体来说仍属“官逼民反”,实乃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相激化的结果。民众奋起反抗清朝的暴虐统治,仅此一点即可肯定其为“是”。

  究竟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无理”?这确实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章开沅明确持“造反有理”说。而“造反有理”的论断,追根溯源,最初为毛泽东于1939年提出。是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但在斯大林诞辰70周年前夕(1949年12月20日)重新发表于《人民日报》。上引有关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著名论断,更于17年后的1966年为人们所熟知。

  毛泽东有关“造反有理”的论断,言简意赅,旗帜鲜明。这一论断是否确为马克思主义的精要概括,见仁见智,这里不作辨析;但它无疑是对“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深刻认识和极好总结。

  发端于秦汉、兴盛于唐宋、烂熟于明清的中国传统时代,前后历时二千余年。这是中国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时代。在中国传统时代,“谋反”是“十恶”之首。清王朝肇兴之初,曾多次大赦天下,但“谋反”等“十恶”均不在赦免之列,即所谓“十恶不赦”。

  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造反”,不仅有谋划,且付诸行动,公然揭帜,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十余年的全国性政权。这于清王朝而言,当然是大逆不道之举。前些年,有人热衷于将太平天国的宗教称作“邪教”,企图借此否定太平天国。其实,所谓“邪教”只是中国历代王朝贬斥民间宗教的政治性用语,而“谋反”性质之严重,远非“邪教”所能及。清王朝在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事时,即确定“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的原则,业已注意到两者的区别。后来在镇压天理教起事时,嘉庆帝更强调“但诛叛匪,不诛邪教。……其平日虽系习教,而此次并不谋逆,亦不深究”。

  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时,也曾被官方目为邪教,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天主教的弛禁,整个基督宗教在中国已合法化。太平天国的宗教源于西洋的基督教。曾国藩在其著名的《讨粤匪檄》中,对太平天国竭尽诬蔑攻击之能事,但在提及其宗教时,也只是说其“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

  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是极为赞许的。同在1939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对中国传统时代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作了如下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就是说,农民们的“造反”,虽然不免成为地主和贵族野心家改朝换代的工具,但还是有其进步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对于清王朝的“造反有理”,有其具体的历史条件。也正如前引章开沅所说,“太平天国从总体来说仍属‘官逼民反’,实乃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相激化的结果”。

  二、清王朝走向了反面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马背上得天下,有其强悍的统治风格。它以武力东征西讨,于乾隆中叶(18世纪50年代)平定西域准噶尔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而其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也十分严密。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镇压汉族知识分子中的不满情绪,清朝统治者不惜屡兴文字之狱。乾隆朝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的繁荣均已超越康雍两朝,而其文字狱和禁毁书之严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朝因文字而获罪的多为下层知识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讪,触犯圣讳,措辞不当,实际上并无鲜明的反清思想。这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反抗的预防性反应。“罪名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伏”。清人龚自珍有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这正是对当时知识界共同心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所谓“太平盛世”的莫大嘲讽。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一般都经历了兴盛衰亡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作为各朝代通病的吏治腐败问题,亦于其衰亡阶段表现得更为突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大致是在乾隆末年。吏治问题,尤其是官场贪腐窝案,则在其后的嘉庆年间变得愈益突出。新晋官场者,大多默认其潜规则,甘心或被迫同流合污;少数以清白自矢者,则不为官场所容,甚或招致杀身之祸。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典型,为发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江苏山阳知县王伸汉因冒赈而毒杀查赈委员李毓昌案。在皇帝亲自过问下,案情真相被查明。毒杀委员的山阳知县被处斩,包庇他的淮安知府被处绞,两江总督以下多位要员被革职。嘉庆帝为此感慨“吏治败坏已极”,指斥贪腐官吏“行为竟同盗贼”。

  到了道光年间,周天爵更提出“贪与廉皆不能办事”的著名论断。据记载,道光十年(1830),周天爵迁任陕西布政使。在陛见召对时,皇帝问他:“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他即向皇帝直言:乾隆朝的大吏们“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而道光朝的官员,“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道光帝为之“动容称善”。

  所谓“贪与廉皆不能办事”,正是一个王朝走向衰亡的最为明显的标志。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国内危机进一步加深。社会各阶级之间,尤其是官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各级官府,首先是州县的所谓“亲民之官”,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把战费与赔款的负担转嫁到广大纳税者,尤其是贫苦农民头上,致使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即鸦片战争后不久,两江总督耆英向皇帝汇报说:“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广东学政戴熙进京陛见道光帝,说他沿路所见,“盗贼蜂起,民不聊生”。道光三十年(1850年)春,内阁侍读学士董瀛山向刚即位的咸丰帝奏称:“邪教、盗匪,在在皆有。”

  咸丰元年底(1852年初,此时太平天国业已揭帜),时任内阁学士兼署刑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更进一步把“民间疾苦”归结为三条: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三条都与吏治的良否、民心的向背有关,而以第三条最为突出。署理刑部事务的曾国藩特意点出“令人闻之发指”的众多冤狱,其用心所在,不难体察。

  差不多与此同时,天地会所张贴的《万大洪告示》则痛心疾首地宣称:“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能不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

  各地民众的造反起事,终于汇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人民大革命。

  三、洪杨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造反

  太平天国揭帜起义之前,天地会乃是最活跃的秘密社会组织,并在中国南方取得了支配地位。天地会兴起于乾隆年间,其历史较太平天国起事之前的“拜上帝会”长远得多,其别称则有三合会、添弟会等,分支甚多,分布极广,其组织形式也颇具生命力。但由于其各山堂互不统属、成员多为江湖游民的特点,天地会的起事始终不能突破“随起随灭,随灭随起”的格局。

  以洪秀全与杨秀清为首的拜上帝会领导核心,是根本瞧不上天地会的。洪仁玕口述、巴色会教士韩山文笔录的《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了洪秀全的有关议论,他说:三合会(天地会)的宗旨在“反清复明”,这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还是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多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三合会又有种种恶习,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他们原有的真宗旨如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了。

  拜上帝会将清朝官军和天地会武装都贬斥为“妖”,并采取了“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惫”然后举事的策略。

  拜上帝会有信仰,有纪律。它的兴起,离不开洪秀全、冯云山宣扬敬拜上帝,更离不开杨秀清、萧朝贵假借天父天兄下凡,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拜上帝会最初的四人核心中,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获知拜上帝教义,又曾去广州传教士教堂研习过《圣经》,是会众心目中最具人望的“洪先生”;冯云山为洪秀全同窗书友,也是其敬拜上帝信仰的忠实追随者,热心在紫荆山区宣传布道;杨秀清家境贫寒,父母早逝,本人不识字,但性格坚韧倔强,机警过人,是拜上帝会的中坚人物;萧朝贵是杨秀清在紫荆山内的近邻,也是其密友,他在拜上帝会内部核心地位的取得,则是因为杨秀清与其妻杨宣娇结拜为兄妹。在太平天国文献《天兄圣旨》中,洪、冯、杨、萧四人的称呼,乃是依结拜兄妹的年齿为序,分别为二兄、三兄、四兄及妹夫。

  从其出身来看,洪、冯出生于务农的小康之家,杨、萧则以耕山烧炭为业。他们和拜上帝会的其他成员,都是有家室并有正当职业的农民。

  但清朝当局及时人对洪杨等人身世的认知却十分离奇。如清方情报官员张德坚所撰《贼情汇纂》,记叙洪秀全的身世为: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所记杨秀清身世亦大致与洪秀全同,且叙其结党护送商货而得洪秀全信任云云。相关记载显然得自传闻,且附会了天地会某些成员的污浊行径。

  拜上帝会于庚戌年(1850年)发动的武装起义,是切切实实的农民起义。其会众毁家纾难,阖家或举族投军,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有其现实的原因。拜上帝之人多为客家农民,庚戌年间广西多地爆发大规模的土客械斗,这是拜上帝会不得不实行武装团营以自保的外部因素;而广大拜上帝之人所憧憬的地上天国,则是其团营起义的内部动力。

  拜上帝会团营之初,曾有天地会武装前来投营,但除罗大纲留下外,其余几股如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都因受不了拜上帝会严苛纪律的约束而先后叛降清朝当局。

  拜上帝会在庚戌年十月初一日于金田公开揭帜起义并取得胜利之后,于同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热烈祝贺了洪秀全的38岁寿辰,并宣布以次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改地支“亥”为“开”)。之所以建国号为太平天国,显然是因其为太平天王所治理的国家。“太平”者,治之至也,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the kingdom of heaven)之称,则源于基督教之《圣经·新约》。

  太平天国在占领永安后,进一步完善了以杨秀清为正军师的军师负责制,并以天王洪秀全的名义褒封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东西南北翼五王,明确宣布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秀清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崇地位。太平天国起义也因而被世人称为“洪杨之乱”或“洪杨革命”,甚至被附会为“洪杨劫”。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也郑重其事地将洪秀全与杨秀清并称“首逆”。

  洪杨两位首领并列,是太平天国的特有现象。的确,没有洪秀全便不可能有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甚至也不会有“太平天国”的国号;但如果没有杨秀清,洪秀全尽管有做“天下真主”的野心,充其量也只能继续当一名基督教的布道士。

  多年后,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统帅李秀成在回忆起杨秀清时,仍充满了敬意。他说,杨秀清在家种山烧炭时,“并不知机”,但自从敬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他衷心赞许道:“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

  如从丁未年(1847年)洪秀全于广州西去桂平紫荆山算起,直到丙辰年(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为止,洪杨整整联手了十年。这十年是太平天国(包括其前身拜上帝会)事业日益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的十年。可惜由于“逼封万岁”的鲁莽之举,杨秀清本人及其数万部属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太平天国也几乎陷入灭顶之灾。天京大变乱之后,原有的领导层几乎凋零净尽。集“主”与“军师”权力于一身的洪秀全,沉湎于宗教的幻想之中而不能自拔。只是由于清王朝陷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泥淖之中,加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历尽艰辛从香港来到天京,洪秀全又任用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班新人,才使太平天国有了重新振作的迹象。

  清王朝在咸丰帝死后,一面维持了“中外和好”的局面,一面更加倚重曾国藩的湘军集团。曾氏所扶植的李鸿章淮军集团也乘势而起。在清王朝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共同镇压下,太平天国终于在甲子十四年(1864年)遭到了失败。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四、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章开沅先生认为:农民战争如果说有功,主要是破坏,反抗就是破坏。太平天国的14年可以说是与战争相伴始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要求他们在浴血奋战之余营造偏安于江南的局部盛世景象。

  我要在此补充强调的是:太平天国于晚清社会的最大贡献,乃是在其占领地区相当彻底地破坏了清王朝的地方统治秩序,摧垮了已成社会痼疾的旧有官僚体制,使得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集团,乃至后起的李鸿章淮军集团,轻易地清除了他们的政治对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吏治。

  太平天国不仅有“破”,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同样有“立”,也即建设性贡献。据记载,清军重新占领苏州后,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对阊门外所建题为“民不能忘”的汉白玉牌坊耿耿于怀,责问:“阊门外白石牌坊何以建于伪忠王耶?”他得到的答复是:牌坊为担任乡官者所捐建,建牌坊乃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减粮”政策。这使他深受刺激。正是在李鸿章主政期间,苏州等地终于成功减赋,解决了数百年积重难返的一大弊政。

  与历史上“成功转型”的刘邦、朱元璋等辈不同,太平天国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农民造反者以兄弟姊妹相称的朴素情怀。张德坚的《贼情汇纂》里,即收有“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向“我主二兄”启奏的“本章”。而天王洪秀全在答复的“御照”中,称杨、韦、石等人为“胞”,也即同胞兄弟。直到太平天国后期,以幼主名义发布的诏书中,依然称陈玉成、李秀成等臣下为“叔”。

  以捍卫纲常名教自诩的曾国藩在其《讨粤匪檄》中回避了太平天国反抗满清王朝的问题,却对太平天国的所谓天下之人皆为兄弟姊妹的说法大张挞伐,将其曲解诬蔑为违反人伦而必须加以讨伐的滔天大罪,并认为孔子孟子也要为此痛哭于九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氏发表这篇檄文的90年后,也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大肆宣讲鼓吹曾国藩虽功高权重但无意于反清,因而“主张抗日者必遗臭万年”,又下令各学校向学生详细解释曾氏的《讨粤匪檄》,以此作为对坚持抗战的国共两党的声讨。这足以引发我们的深思。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是旧式农民战争所能达到的最高峰。早在占领南京之初,它即有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问世;而在其后期,更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如果说前者还只是面向过去,后者则完全是着眼于现实与未来。曾国藩的谋士赵烈文在上海得见《资政新篇》,惊叹“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太平天国虽然是造反者的失败事业,但农民英雄们所建立的功勋,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姓名:姜涛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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