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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和王云五的“转型意识”
2017年11月17日 09:12 来源:文汇报 作者:熊月之 字号

内容摘要: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刻意偏重西、新、今,不极端菲薄中、旧、古,努力模糊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追根溯源,是因为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坚持的那条路径,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先贤践行的重视实际、重视当下、重视效果的实践理性,就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现代化思考,也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与风貌的现代性。纵观清末民国商务几次大的商机,从新编教科书,出版严译、林译西书,整理中华古籍,到《万有文库》的编辑出版,都与张元济、王云五等人对社会转型的准确把握有直接关系。在我看来,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刻意偏重西、新、今,不极端菲薄中、旧、古,努力模糊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其实与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对天下大势、时代变迁与中国传统有敏锐的觉解有关。

关键词: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出版机构;现代化;教科书;经济效益;古籍整理;中国文化;重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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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刻意偏重西、新、今,不极端菲薄中、旧、古,努力模糊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追根溯源,是因为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坚持的那条路径,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先贤践行的重视实际、重视当下、重视效果的实践理性,就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现代化思考,也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与风貌的现代性。

  书籍作为出版机构的产品,兼有一般商品与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效益,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责任。近代出版机构办得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于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亦即义利关系处理得当与否。约略说来,结果无非以下三种类型,或曰三种境界:一曰得利失义,以盗版拼凑、低级趣味为利薮、旋起旋灭的书商多属此类;二曰得义失利,有外部资金注入、党派或官府所办、只谋其义、不计其利的出版机构属于此类者为数不少;三曰义利兼得。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每一类型之中,义利比重又可分为多种层次。那些历史悠久、饮誉遐迩的出版机构,多属第三种境界。近代七大书局,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与文通书局,无一不属此类。长踞榜首的商务则是其中的楷模。其经营理念的两句话,“在商言商”与“文化本位”,典型地反映了义利兼顾的宗旨。

  义利兼顾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义利分途,以利辅义,即出版人常说的以书养书:两类书都出,一类以经济效益为主,赚钱,但文化上没有多少贡献;一类以社会效益为主,得名,但不获利或获利甚微。出版社统筹兼顾,经济上通过前者弥补后者,起助推作用,声誉上通过后者滋养前者,起带动作用。第二种是义利合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为一体,一部书既赚钱又得名。不消说,第二种模式最为理想,也最为高超。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多时候能够做到义利合一。

  商务初创时的业务,主要是为商家印刷票据广告,翻印《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之类英语教材,以及适应科举考试的字典、书籍,诸如《康熙字典》《通鉴辑览》与《纲鉴易知录》等,志在谋利,这也是其他出版机构能够做或正在做的事情,文化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贡献。商务进入义利合一境界,始于张元济加盟。编写新式教科书,为教育改革打基础;出版严复等人所译西书,为文化启蒙添新知,这些都是时代所呼唤、社会所急需的文化产品。1906年清廷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102种,由民营书局发行的有85种,其中商务版就占54种。清末民初鼎革之际,在教科书编印方面,商务一度有些迟钝,让中华着一先鞭,但很快缓过神来,奋起直追,终于重坐头把交椅。到1924年,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上,商务占十之六七,中华占十之二三。民国时期,商务编辑出版的以《辞源》为代表的大型汉语词典,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大型古籍丛书,以《万有文库》为代表大批知识读物,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为代表的众多刊物,在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西方文化引进与普及、国民素质的培育与提升方面,都有重要价值,都是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产品。这些项目的实施,为商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商务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1947年,胡适推荐张元济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就特别提到他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他对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刊行史籍与史料,他主持的《四部丛刊》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使一般史学者可以容易得着最古本的史籍与古书,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胡适书信集》,第1101页。转引自张人凤、柳和城编:《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下册,第1268页)

  义利合一,名利双收,出版机构谁不想臻此境界?但真正能够做到的总是凤毛麟角。考其原因,在于要达此境,必要条件至少有三:一是出版人必须具备宏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时代意识;二是企业实行科学管理,从组稿编稿、印刷发行到成本核算,每一环节都优质高效;三是具有世界一流、超越同行的印刷设备。这三条,人才、制度、设备,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商务都具备了。这三条,也是学界论述商务印书馆成功之道时常述及的。这里需要略加申述的是第一条中“敏锐的时代意识”问题。

  众所周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济效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责任。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教育体系、政治制度、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持久、深刻的变化,从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从以农立国、社会流动量少而缓慢,到振兴工商、社会流动逐步加大加速,从科举考试到新式学堂、出国留学、职业教育,从诗云子曰到声光化电,新知识、新事物、新职业,层出不穷。一句话,社会发生了全面的转型。是否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转型,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出版内容、样式、重点具有明显的不同,是衡量出版人是高明还是平庸的最为重要的指标。纵观商务成功之路,从张元济到王云五,高于庸常的地方,就是强烈的转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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