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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与中国现代史学
2020年10月09日 09:44 来源:《南开史学》2020年第5期 作者:周文玖 字号
2020年10月09日 09:44
来源:《南开史学》2020年第5期 作者:周文玖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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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摘要:从史学史的视角看,郑天挺属于中国现代史学创立后的第三代史学家。他20世纪30年代初即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直至去世,都在中国史学界居于重要位置。他一生为两所著名大学及其历史学科建设恪尽职守,被誉为“舵手”和“旗帜”;晚年学术威望更为史学界所公推。他经历了从新历史考据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既精于微观研究又有宏通视野,既有丰富的研究实践又有完备而成熟的理论和方法,是20世纪后期少有的宗师级史学家。他的学术精神具有久远的生命力,是繁荣、发展当代中国历史学不可忽视的珍贵财富。

  关键词:郑天挺;第三代史家;史学宗师;学术精神

  作者简介: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中国现代史学的开端应该从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算起。1840年至1901年是中国史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过渡时期,可谓中国近代史学。如果以十年算作史学家的一代的话,章太炎、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第一代史学家,他们既是政治人物,又是学者,在日本接受、宣传和运用进化史观,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开拓者。比他们稍晚的朱希祖、何炳松、胡适、李大钊是第二代史学家,他们是比较早的留学生,成为留学人员归国后第一批在中国现代大学任教的学者。而他们在国立大学培养的最早的一批学生,自然就是中国现代史学的第三代史学家了。郑天挺字毅生,生于1899年,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20年毕业,1921年又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接受研究生训练。无论从年龄还是从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来看,郑天挺都可归入中国现代史学的第三代史家行列。像范文澜、傅斯年、顾颉刚、朱谦之等,都是与他前后届的同学。显而易见,第三代史家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郑天挺在第三代史学家中,就史学思想而言,虽然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但他对中国现代史学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却是相当突出的。他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史学家。

  一、史学界的“当家”人物

  郑天挺性情温和,谦虚谨慎,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以后,他在史学界均口碑极佳,受人敬重。他的一生看似普通,实则普通之中有传奇。他幼失怙恃,却出身名门。他的父亲郑叔忱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至交。陈三立曾为郑天挺书写“史宦”横幅,予以勉励。著名人士梁漱溟、郑振铎都是他的亲戚。梁漱溟是他的表兄,郑振铎是他的远房侄子。他很早就独立生活,担负起抚养幼弟之责。北大毕业后,他先在北大预科任讲师3年,教授人文地理及国文。1927年后到广州、杭州任职。1930年跟随蒋梦麟回到北京大学,继续在预科讲授国文,任校长室秘书。1933年底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在最著名的大学,他虽然担任行政要职,但从没有放弃教学和研究工作。1937年12月,他在长沙临时大学转至历史系,任教授。此后一直以史学为业。1939年5月,北京大学恢复文科研究所(前身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傅斯年任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傅氏事务多,研究所实际是郑天挺主持。西南联大解散后,胡适任北大校长,郑天挺仍然担任秘书长。他在北大的作用,从北大学生会送给他的锦旗即可说明。1948年底,北平被解放军包围,胡适等人终日仓皇,无暇顾及学校事务,后又离校南逃,郑天挺负责学校的日常运转。此时,北大全体师生举行五十周年校庆纪念,学生会以全体学生名义将一面锦旗赠与他,上面写着“北大舵手”。

  北平解放后,北大为北平文管会接收。郑天挺被任命为北大校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史学系主任。1950年后,郑天挺辞去北大秘书长,但仍担任史学系主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对郑天挺来说,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位“老北大”被调出了北大,让他到天津南开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一向性情宽厚、心胸豁达的郑天挺也陷入了痛苦之中。多年以后,他在《自传》中仍然写道:“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这一决定在我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基本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尽管心里有许多委屈和失望,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服从国家安排,只身来到南开大学任教,领导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工作。1953年郑天挺当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天津市历史学会会长,出席全国综合性大学会议,任历史组负责人。1954年至北京参加全国高等文科教学研究座谈会,任历史组负责人。1956年至北京出席全国高校教材会议,任历史组负责人。这年他被评为一级教授。1961年3月,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任历史组副组长(组长为翦伯赞)。1963年3月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79年冬,重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80年3月,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他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参加教育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议,为历史组组长;参加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与夏鼐同任组长。

  从上述履历看,新中国成立后,除了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他被作为重点检查对象,1958年“左”倾盛行时其学术思想遭到批判、“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之外,其他时间他都属于史学界中身居高位的学者。由郑天挺于新中国成立前在教育界的显赫地位,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遇到上述挫折,毫不奇怪。这样说,决不是为各色“左”倾错误开脱,而是设身处地把郑氏置于他生活的时代来看待他的遭遇。他能一次次地化险为夷、平安度过,与他的处事谨慎、为人诚恳谦和很有关系。他从北京大学出来,很快融入另一大学——南开大学,并成为南开大学的一面旗帜。他不仅没有与取代他在北京大学位置的翦伯赞产生芥蒂,而且还与之建立了深厚友谊。两人在领导全国历史教材建设方面配合默契,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他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这是新中国的最高专业级别,当年全国史学界被评为一级教授者不过十数人而已。最能说明他在史学界崇高地位者莫过于1980年他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的执行主席。邓锐龄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这样写道:“据我的记录,理事61人,前11名及得票数如下:郑天挺125,周谷城124,白寿彝124,邓广铭123,黎澍123,刘大年123,韩儒林122,夏鼐121,唐长孺120,翁独健120,谭其骧119。复由这61名理事中选出15名常务理事,再由常务理事中选出5名组成主席团,此即郑天挺、周谷城(执行主席)、白寿彝、刘大年、邓广铭。郑先生仍居首位。”可见,无论是理事、常务理事,还是进入主席团,郑天挺在选举中都赢得了最高票,反映了他在史学界的威望。杨翼骧先生对郑天挺在这次史学界最高专业学会的高票当选这样评论:“郑天挺品德高尚,一生善良宽厚,提携下属,帮助同事,呵护学生,不争名利,接济别人等等,各种各样的好事大都做过。1979年中国史学会选举时得票最多,表明德望上最高。品德好是会得到人们尊敬的。”按,对这次选举的时间,杨先生的叙述有误,应是1980年。杨先生这里主要强调的是郑天挺的高尚品德,教导学生向郑天挺学习,注意品德修养。这是很对的。现在我们看上述名单,这些人确实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界中德高望重的一班学者。年龄最大的是周谷城,1898年生;郑天挺的年龄排在第二位。白寿彝以下的大概比他们小十岁以上,属于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第四代学者了。因此,从学术资望看,郑天挺也是最高的。他是1980年当之无愧的史学“祭酒”。

  实在说来,即使在20世纪前半期,第三代史学家以下的学者中,能够超过郑天挺在学术界地位的,除了傅斯年,也是寥寥无几。20世纪后半期,担任综合大学校长、副校长者,除了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郑天挺也是屈指可数者之一。所以,综观他生活的时代,他是少有的长期担任行政职务的史学家,是史学界中实实在在的“当家”人物。

  其实,郑天挺并不是一个有权力欲的人,甚至可以说他对行政工作并没有多少兴趣。西南联大期间,他数次力辞总务长即可说明这一点。他最钟情的工作还是教书和做学问。无论行政工作多忙,他都挤时间读书,做学术卡片。民国时期,他的行政能力,他的负责精神和为人,使他很受上司和教员的信赖。是时势将他推到北大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的位置。那时的北大、西南联大,不设副校长,秘书长、总务长相当于现在高校的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南开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与他在民国时期相比,地位显然降低,但西南联大的经历使这位老北大与南开大学早就建立了联系。将他调离北大而任职南开,亦是渊源有自。

  郑天挺对南开大学史学建设的贡献有目共睹。南炳文、刘泽华是20世纪50年代的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毕业后任教南开大学,以后成为著名的明史专家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专家,亲历了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壮大。他们关于郑天挺对南开大学史学建设贡献的评述,很有说服力。南炳文说:“南开大学历史系虽然创建甚早(1923年),但直至1951年11月,仅有教师10人,学生20人,规模小,影响不大。郑天挺教授到来后,在上级的支持下,与全系师生一起,积极对之进行了建设与发展工作。”刘泽华说:“先生对自己的文字看得很轻,但对于一篇无文的‘文章’,却看得格外重,这就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建设和发展。先生于一九五二年来南开,任历史系主任。直到他逝世,在这块园地里他整整勤奋地耕耘了三十年。先生来南开之前,南开历史系虽已初具规模,但终因建系时间不长,力量还比较单薄,先生的到来,使南开历史系顿时生色。先生不只一次地对我讲述过他来南开之后的心情,他当时即下定决心,定要使南开历史系步入强劲之林,与国内素享厚望的几间大学的历史系并驾齐驱。”郑天挺在南开大学,一是加强师资建设,扩大招生规模。在院系调整时期从北大调整出去的老师,他都尽力延揽。如杨翼骧1953年来到南开大学就属于这种情况。此外,王玉哲、杨志玖等,都是他任教北大时期的老学生。他除了创建以他为首的明清史研究室外,还建立了以吴廷璆、杨生茂、梁卓生为首的日本史、美国史、拉丁美洲史研究室。二是他很重视学术交流,经常请国内的著名史学家来校做学术讲座。一段时间,“先后应邀来系作报告的有吴晗、吴于廑、何干之、陈翰笙、裴文中、胡厚宣、白寿彝、胡华等多位著名史学家”。三是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历史系迅速产出了一批优秀成果。“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系内教师出版了《中国上古史纲》(王玉哲)、《秦汉史纲要》(杨翼骧)、《隋唐五代史纲要》(杨志玖)、《印度尼西亚简史》(黎国彬)等多部专著”。四是在他的影响下,南开大学史学系形成了良好的学术风气。汤纲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至南开大学,对此感触很深。他说:“我第一次见到郑老,是在一九六〇年的秋天。我从复旦毕业分配到南开大学历史系,郑老当时任系主任……郑老知道我是从复旦分配来的,就说:‘希望你能把复旦的优良学风带到南开来。’可见郑老是积极主张高校之间互相交流,丝毫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到南开后,感到教师之间没有‘文人相轻’的习气。当时已蜚声学术界的教授们,也都平易近人,全系洋溢着严谨的学术空气,这使我在其中生活得十分融洽,虽是刚从外校分配来的,却没有孤独之感。以后与同志们交谈,才知道这种气氛的形成,与郑老身教言教,积极提倡有关。”五是他本人积极参加国家层面的教学规划和教材编纂,体现了南开大学在国内的重要影响。特别是1961年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他被任命为历史组副组长,协助翦伯赞从事高校历史系教材和教参建设。为此,他数年常住北京,倾注巨大精力,使这一工作成就斐然。20世纪60年代初的教材建设对中国史学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魏宏运说:“郑老有一坚强的信念,就是要办好南开历史系。他认为这是他的事业,是组织赋予他的使命,他因此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经营这块园地。”郑天挺的愿望实现了,至20世纪末,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规模、师资力量,位居国内前茅,是全国拥有三个国家重点学科的两个历史系之一。另一个是北京大学历史系。 

  一生中在两所最著名的大学担任要职:在北大被誉为“舵手”,在南开史学系被奉为“旗帜”,这不是任何著名史学家都能获得的荣誉。因缘际会,使郑天挺这位并无“官瘾”的学者长期担任了两所著名学校的领导职务。而他对两所大学史学专业建设之贡献,足以使他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二、史学造诣与治学路径

  就学术造诣而言,郑天挺在20世纪后期也是少有的宗师级人物。若以作者生前学术著述出版的数量,郑天挺并不是很突出。他生前出版的著作有《列国对华领事裁判权志要》(1923年版)、《清史探微》(1946年版)、《探微集》(1980年版)、《清史简述》(1980年版)。《清史探微》《探微集》均属于论文集,辑录了他的重要论文。《清史简述》是比较系统的著作,系1962年应邀在中央高级党校授课的讲稿。不过,他们那一代学者,特别是史学家,生前出版的著作数量都不算多。即使名满学界的顾颉刚,生前出版的个人专著也较少。再往前追溯,明清之际的大师如顾炎武、王夫之等,生前也没有出版多少著作。这样的情况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但谁能因此否定他们的学术大师地位?所以,生前出版学术著作之多寡,并不能成为衡量一个学者学术成就和学术造诣的标尺。郑天挺逝世后,其著述经过学者的整理,陆续出版,如《及时学人谈丛》《郑天挺历史地理学讲义》《郑天挺元史讲义》《郑天挺明史讲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等。其他如《魏晋南北朝史讲义》《隋唐史讲义》以及未刊的日记,尚在整理中。这表明郑天挺一生勤奋治学,留下的文字也非常可观。此外,他还做了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在史料编辑、古籍整理等方面,成就卓著。如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7册)、《史学名著选读》(5册)、《明清史资料》《中国历史大辞典》,标点了清朝官修的《明史》。

  郑天挺是教授出身的史学家。他认为教授的第一要务是教书,而不是写著作。他曾说:“对于教师来说,研究一定要为教学服务,我不赞成不愿教书光想搞研究的做法。”“我辞去了行政职务,但我还没有辞去教授职务。只要我还当教授,我还要继续进行教学;如果我不能教书了,我就一定再辞去教授职务。”也就是说,他把“教授”当作一个职务,职责首先是教好书,如刘泽华评论的:“先生把教师视为圣职,把教书视为圣事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研究和教学是互相促进的。“没有研究,教学是提不高的,只能起传声筒的作用。他说在教学中只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他把这一思想贯穿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建设中,很快显现成效。“五十年代历史系几位教师出版了几部颇受好评的书,就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他本人身体力行,在准备讲课方面下功夫很大。他上课不带讲稿,只带一些卡片。不带讲稿上课,这对大学教师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非常娴熟方不致在课堂出现尴尬。郑天挺数以万计的教学卡片,是他教学和研究融而合一的载体,内有他的读书心得,以及论证问题的史料。他运用卡片进行教学,既向学生传授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又讲出他的独到思考和见解。《郑天挺元史讲义》等系列讲义,就是根据他的卡片整理而成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以《郑天挺明史讲义》为例,就可说明他在教学中不乏回应学术界的学术争论,他的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息息相关。明成祖生母问题曾在20世纪30年代引起过很大的争论:傅斯年、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人认为明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碽妃是谁?是贱妾,蒙古人、高丽人?也没有定论。朱希祖对此表示怀疑,他写文章《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进行辩驳,还是维持《明史》的主张。傅斯年等人的观点运用了野史、笔记等新发现之材料,在当时看来是具有创新的观点,影响很大。但观点新颖,不一定正确。郑天挺在讲课中很显然是关注这个问题的。《郑天挺明史讲义》有一个条目“明成祖之母”。在此条目下,他罗列了支持傅斯年等人观点的材料,如《蒙古源流》《广阳杂志》《南京太常寺志跋》《蒙古世系谱》的记述。同时,他又做了按语:“案:成祖崩于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年六十五,应生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其时太祖方与陈友谅角逐未至大都也。太祖于洪武九年十月命秦、晋、燕、吴、楚诸王治兵凤阳(《明史》二),如依《蒙古源流》说则燕王仅九岁,乌能治兵哉?”也就是说,对这些材料的可靠性,他是怀疑的。郑天挺另有一个按语:“朱希祖有文登《东方杂志》,待查。”朱氏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论文是《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此按语说明他当时并没有看到朱希祖的文章。

  《郑天挺明史讲义》还有一个条目“孝慈马皇后”。郑天挺根据《明太祖实录》和《明史》,详细排列了马皇后生五个皇子时的年龄。懿文太子出生时,马皇后是24岁;成祖朱棣出生时,马皇后年龄是29岁,太祖年33岁;第五皇子出生时,马皇后年龄是30岁。也就是说,这五个皇子都是在马皇后生育年龄最佳期内出生的,他们为马皇后所生至少在年龄上没有疑义。由此可见,郑天挺对于带有翻案特点的新说法,并不轻易相信和接受。关于明成祖生母的问题,郑天挺没有倾向新观点。他对《明史》中的记述,看来还是维护的。他在教学卡片中摘录有关该问题的材料如此丰富,并作按语,表明他在教学中时刻向学生讲授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这种教学讲义是其学术研究活动的体现,绝非仅叙述普遍认可的知识的教学讲义或教科书所能同日而语。

  郑天挺淡泊名利,对著述写书,似乎不太重视,许多文章都是在友人的催促下发表的。他的子女在回忆他时说:“郑天挺不喜写文章,或写后不愿发表,每次都是在罗常培鼓励及催促下方才发表的。”然他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却是令人敬佩的。傅斯年是一个颇自负的学者,但他对郑天挺的文章却很服膺,曾说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他人所不能及”。郑天挺发表的文章《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补注〉》《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关于徐一夔的〈织工对〉》《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清代的幕府》等,都堪称世纪名文,解决了重大史学问题。从提出的观点,发掘的材料,到运用的理论和工具,都显示出作者的功力和卓识。何兹全评价傅斯年时,在介绍了傅斯年的五篇论文(《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之后指出:“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独到的见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何先生评价傅斯年的这几句话用在评价郑天挺,也是非常恰当的,郑天挺的这十篇论文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也足以使他坐上20世纪史学大师的宝座。《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解决了多尔衮称“皇父”的原因,并否定了“太后下嫁”传闻的真实性。《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补注〉》澄清了清朝一个重要的文案,认为二书有关系,但赵书并非抄袭杭书,且学术价值高过杭书。《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解决了满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说明满族同内地经济文化交往密切,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有力驳斥了满洲独立论的所谓“历史”根据。《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揭示了清朝宦官没有形成危害的制度原因。《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运用音韵学、比较语言学知识考证了西藏的古称和地理位置,“薄缘夷”就是西藏南界山国不丹。《关于徐一夔的〈织工对〉》确立了《织工对》是元末的作品,对准确认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代,意义重大。《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满洲入关前的社会形态,认为清入关前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是封建政权。《清代的幕府》对认识清朝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具有巨大意义,是研究清代幕府的开山之作。

  郑天挺的论文具有以小见大、探微知著的特点。论题看起来是小问题,实际上对解决重大问题却有密切关系。他把自己的论文集取名《探微集》,有自谦的意思,但与近些年来史学界出现的“碎片化”研究大异其趣。一是他的“微”与“著”很有关联。二是他对“微”的探讨非常深入,且往往涉及多学科知识,诸如历史地理、职官、文字音韵学、训诂学。其为文之所以“他人所不及”,原因即在于此。郑天挺的学术路径早期是沿着乾嘉考据学的路线走的,他自称是出自章太炎学派。他说:“我是由文字入手,而我的先生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比如刘师培、黄侃、朱希祖、钱玄同都是我的先生,所以我的学术渊源是离不开章太炎这条线的。因此,受章太炎学派、考证学派的影响很大,也脱离不了从顾炎武、戴震一直下来的所谓汉学派。”他与胡适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他却一再否定与胡适的学术关联。说:“外间人说我受胡适的影响,其实,我的老师是黄侃、刘师培,另外也听过有关科学方法论的课程。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一个时期内有过广泛的影响,可以研究一下。不过解放前,我走的并不是这条路子。”“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不对的。胡适是我的先生,我们之间关系很深,但是对这一点我是持不同意见的。凡是按这种方法去做学问的人,往往是‘大胆假设’做不好,而‘小心求证’做不到。因为他先给自己定了一个框框,总是找材料为自己的假设服务,这就必然走入歧途。”郑天挺这两处与胡适关系的说法,似乎有矛盾。前者不承认与胡适有师生关系,后者又说“胡适是我的先生”。其实若了解郑天挺的读书生涯,就知晓二者并不矛盾。郑天挺在北大读的是国文门,而胡适当时是哲学门教授。否认与胡适的师生关系是从专业传授的意义上说的;“胡适是我的先生”是从广义上讲的。

  新中国成立后,郑天挺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学术研究的特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诚的。魏宏运回忆说:“他很注意理论的修养和学习。我们曾一起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他从未旷课,有时因事去北京,也要按时赶回来。”“在郑老的心目中,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马列主义史学家占有崇高的地位。他常去北京向他们请教讨论。好几次也约我陪他同去。”晚年他教导自己的研究生说:“你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要认为这些理论都是过时的东西。经典作家的很多理论,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当得知有人淡化或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时,他很惊异。刘泽华在郑天挺逝世后的纪念文章中说:“我想起了去年冬天一次谈话,言谈中我讲到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灵不灵产生了疑问,先生听后大为吃惊。先生说,马列主义我没有学好,但从我的经历中我体会到,马列主义比其他主义要高明得多,不能同日而语,有机会我要讲一讲。”

  白寿彝也说:“天挺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越到晚年越坚定,对于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也就越自觉。我们翻开他的论文集可以发现,解放前的著作,题目都比较小,意思是以小见大……解放后的文章,题目变大了,较多地研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天挺同志在史学思想上的发展过程,反映了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前进的道路。”白寿彝对郑天挺学术路径的评论是准确的。白寿彝之所以能做出这么精准的评论,是因为他们有大致相同的学术成长背景,在史学思想上能够产生共鸣。白寿彝比郑天挺小10岁,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身,其导师黄子通也是章太炎弟子。研究生期间白寿彝从事宋代哲学和朱熹研究,晚年也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1989年,在“史学史研究四十年”座谈会上,他说:“我们现在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还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国四十年来,我们都在学。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肤浅,不那么深入。”“现在我们要开创史学工作的新局面,应该从头学起。”20世纪50年代,郑天挺就邀请白寿彝到南开大学讲过学,二人具有一定的学术交谊。对于明清史在中国通史中的地位,他们的观点也是一致的。郑天挺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而不是末期:“晚期表示该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衰败,即已开始逐步走向崩溃,但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发展余地;而末期则揭示那种制度的灭亡和被新制度代替的过程。”白寿彝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我们说它衰老,不说它是解体,就是说它已经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但生命力还是有的,甚至还相当顽强。”白寿彝总主编大型《中国通史》,曾亲赴南开大学邀请郑天挺担任清代卷主编,郑天挺也同意了。很可惜,郑天挺1981年逝世,合作没有进行下去。

  这里之所以将郑天挺与白寿彝作一简单的对比,是因为对20世纪前、后期治学路径的认知,不同代际学者之间存在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学术评价很高,认为那时学者学术功力扎实,学风质朴;对新中国以来一直倡导的科学理论反而缺乏热情。而民国时期接受传统学术训练的老先生,尽管在文革时期遭受不少磨难,但到了晚年在坚持唯物史观方面却更加坚定,像郑天挺、白寿彝、何兹全晚年都有许多更加坚信唯物史观重要性的论述;对自己的旧学训练反而觉得不足道,甚至自我贬低。特别是郑天挺,多次说到自己学得杂,吃了亏。如他在接受留美华裔学者鲁诤的采访时说:“我的年纪比较大,受教育的时代与后来不大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实际上文史不分,所以学的也杂。”“我们是利用旧的治学方法以及旧的治学修养,再重头学马列主义这样的新东西,当然就比别人慢多了、吃亏多了。”认为自己比傅斯年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傅斯年跟我们是一样的。他比我早一年,范文澜又比他早一年,我们的学术渊源都是一样的……要不是解放以后接受了新的方法,接触了马列主义,对过去的东西根本没法整理……若是没有解放以后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也就和傅斯年一样了嘛!”之所以出现这种认知的反差,是因为他们面对同样的参照系,各自的诉求不同。胡适、傅斯年们的旧学,老一代学者们也具备,要超越他们,就是要掌握他们没有的东西。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得更加重要。年青学者们懂得一些胡适、傅斯年们没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学术根基方面觉得与他们相差甚远,看重的是怎样在学术基础上追赶他们。这样就出现老先生重理论、青年学者重根基的不同旨趣。有的年轻学者对老先生强调理论甚为不解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实乃这种旨趣差异所使然。

  其实,郑天挺在人才培养中还是非常强调学术功力的。据说他在很多场合都阐述“博”与“专”的关系。他认为“专”必须建立在“博”的基础上,不博就去专,根基就不厚。他以自己曾担任过语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近代史诸课程来说明这对他专攻明史很有好处。他讲他曾研究过历史地理学、史料学、校勘学、音韵学,而不是只攻明史,这对他后来标点《明史》,是不可缺少的。他还有一个看法,就是治史的人应该懂得一点音韵学和古典文学,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文史是不分的,现在科学进步了,学科分得细了,但要治古史,就要从古史所具有的特点上去下功夫。可见,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对自己所受传统学问的扎实训练还是引以为傲的。郑天挺的学术造诣在现代史学中是一流的。民国时期所接受的新历史考据学训练,长期从事多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懈学习,使他在治学上娴熟地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融合起来,做到了求真、求用、求新的高度统一。他晚年的学识可以说达到了大师级的境界,对中国历史既精于微观研究又有宏通的视野,既有丰富的研究实践又有完备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而深厚的史学功力和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则是他达此境界之两翼。

  三、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

  郑天挺身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在八十二年的人生中,他有五十年的时间身居中国史学界高位,为中国现代史学辛勤耕耘和劳作。他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建设者。他留下的学术遗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其学术精神对中国史学发展具有久远的生命力。

  1.他的谨严笃实是新时期学风建设的楷模。谨严笃实是郑天挺的治学态度。他提出的治史五字诀,可谓这种治史态度的体现。他说研究历史,应做到深、广、新、严、通五个字。“深:包括事实,多问几个为什么,深入追下去。广:要求详细占有材料,还要广泛联系。新:要求不断提出新资料、新问题、新见解,核实新材料,解决新问题,证明新见解。严:要严格,不虚构,不附会,要事事有来历,处处有交代,要说清楚,不回避问题。通:找出规律,前后一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郑天挺论述的这五个字,可以说,非常深刻而具体地诠释了“实事求是”在历史研究上的要求。郑天挺治史厚积薄发,对自己的论著严格要求,体现了谨严笃实的优良学风。学风建设是学术繁荣发达的重要保证。在当今各种量化评比弊端丛生、学风浮躁的学术生态下,郑天挺谨严笃实的治学态度尤其需要大力弘扬。

  2.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念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是新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方向的有力根据。郑天挺的考据功夫是得到公认的,民国时期他发表的论文大都属于考证性的。20世纪50年代,他开设《史料学》课程,系统讲授研究历史所需要的古文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题铭学、印章学、历代度量衡学、年代学、史讳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谱牒学、古器物学等十多种辅助学科的基本内容,展示出的学问之渊博,为同行所钦佩。但他并不以此为限,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深感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重要性,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研究历史就一定要努力地去学习。”认为马列主义是最高明最有系统的理论。郑天挺的治学道路,也验证了20世纪40年代初的诸多史学评论之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史学越来越显示出优势和生命力,成为未来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在新时期存在淡化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潜流的形势下,郑天挺的主张和学术道路无疑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有力根据,倾注了强大信心。

  3.他对史学发展的神圣使命感,仍是新时期史学繁荣的强大动力。早在郑天挺读研究生阶段,他就有振兴中国学术的崇高理想。他说,一次在龙树院集会上,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这几句话当时对我影响最深。”他在史学界肩负重要角色,无时无刻不以发展和振兴中国史学为己任。他从不把史学作为象牙塔里的学问,认为历史研究与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团结息息相关。他的满洲民族研究,西南边疆、西北边疆、东北边疆的历史地理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是对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晚年,他对自己的弟子说:“我们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有关我们中国问题的研究,例如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经济等等关于中国的学问,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走在世界其他国家研究水平的前面。因为我们有语言方面的便利,有资料方面的便利,有社会传统习俗方面的便利。比如明清史,我们就要树立起一个研究中心。我们这个地方的意见就能够指导或者说引导国际研究的前进。我们有责任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努力奋斗。”他的这种想法表述得很质朴,却是极有气魄和远见的壮志宏图,至今都很有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但在国际史学界的声音还比较小。这也是整个中国史学界当今所要努力改变的状况。郑天挺多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来,可谓是高瞻远瞩。这种研究中国学问“一定要走在世界其他国家研究水平的前面”的高度使命感,是新时期中国史学走向国际化特别需要的精神动力。

  4.他对史学基础建设的重视和强调,对完善新时期的历史学学科体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郑天挺说:“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一个科学领域,基础的厚薄直接影响未来的建树。”又说:“古代学问家一般都是通才。近代科学分门别类,划分出了许多独立的条条和块块,学问家都成了专才。现代科学的发展又使各个学科联系起来,又要求在专的基础上的通才。他们既要对主攻学科有精深的研究,有突出专长,又要尽可能广泛地通晓一些其他学科的知识。”作为一个资深史学家,郑天挺对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短长做出了中肯的比较,包含对现代史学建立后学科设置缺陷的认识。这种比较对完善现代历史学的学科体系是很有价值的。他鼓励自己的学生努力学好满文,强调满文对研究清史的重要性。此做法都非常符合当前国家提出的建立完善的历史学学科体系的战略要求。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又希望“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的确,当今是一个缺少学术大师的时代。为什么不但民众呼唤学术大师,国家同样呼唤之?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国家文化发展高度的问题,关系着一个民族的荣耀。郑天挺对史学基础建设的强调,对博与约、通与专辩证关系的论述,一定意义上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值得学界以及领导层深思和重视。

    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姓名:周文玖 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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