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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之间:基于《新中华报》对“民族形式”报道的考察
2022年08月15日 17:12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3期 作者:林绪武 字号
2022年08月15日 17:12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3期 作者:林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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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中华报》创办的多种文艺副刊,系统阐释了“利用旧形式,实现新内容”的重要问题,最先开启了由旧形式到“民族形式”的讨论,并在对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最早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报道中进一步推动了此讨论,该报既为“民族形式”讨论提供了重要的舆论空间,也为研究这一问题保存了重要的报刊史料。以《新中华报》文艺副刊为对象,探究其对“民族形式”报道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和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拓展研究视野、发掘新的史料以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新中华报》;“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20&ZD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命题,在这一语境下,文化界展现出新鲜活泼的、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气象,陕甘宁边区、解放区、国统区都引发了对“旧形式”“民间形式”“民族形式”的讨论乃至论争。对此,学术界发表了若干研究成果,既梳理了“民族形式”讨论的起源、过程、内容及影响,并借助“民族形式”论争剖析延安政治文化、话语形态变迁的内在逻辑;也聚焦“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学发展、“民族形式”与新文化建设等问题。[1]然而,学界对于为传播和讨论“民族形式”提供阵地的媒介却鲜少问津。事实上,当时有关“民族形式”的所有讨论皆是借助各类报刊来传播和阐释。《新中华报》文艺副刊是研究边区文艺发展的重要窗口,却也是学界探讨“民族形式”问题时长期忽视的部分。本文以《新中华报》[2]文艺副刊为对象,探究其对“民族形式”讨论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和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拓展研究视野、发掘新的史料以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利用旧形式,实现新内容”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中共逐渐破除文艺理论和政策的“关门主义”“教条主义”的狭隘立场,强调“充分利用旧形式,实现新内容”,[3]高度重视文艺的宣传教化功能。为动员民众投身抗战,发挥文艺的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作用,边区日益关注文艺旧形式利用问题,既突破了“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束缚,也超越了苏区文艺发展状况,亦与国统区的“通俗化运动”有所不同,逐渐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边区对文艺旧形式的提倡和利用,为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发出了最初的舆论声音。截至1938年10月,边区尚没有专门的文艺刊物,仅有《新中华报》创办的《特区文艺》《边区文艺》《边区文化》《动员》《鲁艺特刊》等多种文艺副刊,系统阐释了文艺旧形式利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文艺刊物的重要角色。

  《新中华报》最早介入“旧形式新内容”的讨论。1938年2月10日,《边区文艺》第5期出版“戏剧问题专刊”,刊登了一组探讨群众戏剧“旧形式新内容”的文章。部分讨论从边区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实际出发,认为边区的戏剧应具有几个特点,其中的两个是:“第一,戏剧是群众的。”剧本的取材,完全采自大众的实际生活,与大众的生活融洽在一起。“第二,题材与对话的通俗化。”剧本的取材,完全是站在观众一方面,把群众生活的题材用群众自己的言语写出来,让他们看得懂也听得懂。因此,今后的戏剧“应该采用旧的形式而渗入新的内容的剧本”,戏剧取材欠通俗化则会失去“宣传鼓动的作用”。[4]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采取民众喜爱的形式表达出来,其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边区,秦腔最受民众欢迎,剧情仍然与话剧一样,然而对白是用秦腔唱出来,这样的剧情自然更受边区民众的欢迎。于是,边区的抗战动员不得不尽量利用旧形式注入新内容来编排戏剧,“一方面迎合民众的水准情趣,一方面提高民众抗战的政治觉悟。”不但民歌、小调要采用旧形式,戏剧有时也宜采用。“懂得运用旧形式,不懂得扬弃不合理的旧形式(反效果的旧形式)”[5]是不对的,毕竟戏剧是向前发展的,要大众化,切合民众需要,随着观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的逐步提高从而对旧形式加以改进,因此,应该辩证地对待形式与内容的互相转化与关联、采纳与扬弃,不能机械地运用,“不是任何旧形式都可采取,必须能扬弃不合理、要不得的旧形式,才是真正能够利用旧形式装新内容的。”[6]《边区文艺》第6期刊登的《戏剧到农村去》也提出,农村劳苦大众的文化水平不高、理解力也较低,大众化的戏剧就要将内容和他们的生活与斗争相联系,“可以改变用当地‘方言’演出”,“利用当地的土戏小调加以充实或改良”,这样,“戏剧由过去都市的阵地战而变为农村的游击战,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7],最终实现预期宣传鼓动效果。

  1938年3月5日,《新中华报》创设《边区文化》副刊,每月出版三期。[8]4月20日,《边区文化》第4期刊文,将“旧形式”冠以“民间艺术形式”一词,说服某些“亭子间的人”[9]要重视旧形式,希望各文艺团体“往民间去,采集民间的艺术形式,而配之以新内容,加以应用。”“现在我们的艺术工作的内容,自然是唯一的宣传抗战,而在用旧形式比较能够深入民众的场合,我们应该使我们的艺术工作的内容,多多通过民间的旧形式。”[10]只要配上新内容,旧形式就必然有所改造,就不再是完全的旧形式,而是渐渐变为新形式。《新中华报》更发文强调:“我们爱我们的歌谣,小调,大鼓,莲花落,花鼓,戏曲等,差不多像爱吃,爱唱,爱抽香烟,爱自己要爱的人一样”,[11]鲜明表达了对文艺旧形式的态度。只有辩证地对待旧形式,方可真正发挥文艺“服从抗战”的目的,这样的抗战文艺作品才“名正”而且“言顺”。可见,边区提倡文艺旧形式的初始,便采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态度,强调要能够把许多旧形式加以改造,集纳许多好的旧形式,创作出真正具有新形式新内容的戏剧。所以,旧形式并不是唯一形式,而是通过旧形式创造新形式新内容,这才是根本之策,才是社会真正的需要。

  当然,这并不是说把“旧形式配上打倒日本鬼子的所谓新内容,就成了抗战文艺作品。”[12]《边区文化》第2期刊文提出,边区战地服务团在服务的每一过程中,需要选择适当的内容和形式,“真正大众化的话剧,那不但群众能接受,而且群众还会爱好它。”“能大胆运用民间正风行着的各种旧形式”,也运用边区民间流行的艺术,“新的和旧的民歌,民谣,小调,有秦腔,道情,迷胡子等。”[13]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曾有人介绍,他们此前准备了许多游艺节目,但在各地公演时,这些节目不太为军民所欢迎,“他们后来到处采集当地的谣曲和舞蹈形式,配以新的内容,改编演出,效果很好。”他们的节目之中,的确要算那些改编的陕北小调、大同跳舞等最精彩。因此,西北战地服务团内有人把“民间的艺术形式之采集,并配合了新内容而加以应用”作为服务团服务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和贡献。[14]这不仅将《边区文化》第4期所强调的“‘文艺大众化’,‘创造大众文艺’这类口号应由实践逐渐具体地实现起来”[15]落到了实处,更在实践中证实了“利用旧形式注入新内容”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这些对文艺旧形式的利用,除了抗战动员的现实需求外,也体现文艺大众化的客观要求。1937年11月24日,《新中华报》的副刊《特区文艺》第2期刊文介绍了洛甫在特区“文协”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他指出今后文化界的任务,“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等等。”他还认为近二三年来流行的通俗读物,“能够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贡献自然不少,可是具体的程度还不够,而且犯了‘差不多’的毛病。”[16](新中华报》的文艺副刊多次强调文艺深入大众的重要性,其对旧形式的提倡则反映了文艺大众化的内在要求。1938年3月5日,艾思奇在《边区文化》副刊第1期撰文,指出边区文化的广泛性、民众性不够,提出:“提高的工作要和深入群众的工作配合”,“民众中间现在还保存着许多有地方特色的,然而为俗流低级的趣味所腐蚀了的文化生活”,文化工作者应该对他们予以指导,“改善一些低级的东西,发扬他们的特色,加入抗战的内容。”同样,文化的提高能够同抗战任务配合当然很好,而要尽力服务抗战任务,文化“也得要向民众深入”,“不能到民众中间去充分发挥它的动员作用的文化,即使它有抗战的内容,也是空洞无益的。”[17]5月25日,《边区文化》第6期指出,大众视民间文学、艺术为“娱乐”,反映其与大众生活实际紧密相连的特点。其实,大众的习惯势力非常顽强,大众的劳苦作风、大众的歌唱韵调、大众的明朗格式,这些优点都存在于大众的生活习惯里,也表现在大众所爱好的歌谣戏曲等艺术上,利用大众的作风、韵调和格式,“这不但能使我们新形的文艺能充分的收到抗战动员的效果,并且也就会因此而使我们的文艺走到真正大众化的道路,并且会变成真正的大众文艺。”[18]这清晰表达了要利用旧形式来弥补“左翼”作家“脱离大众生活,也脱离革命现实”这一不足的诉求。[19]此外,《新中华报》发文指出:“大众的艺术,在现在用这种形式(旧形式——引注)表现出来是很好的”,边区的民众娱乐改进运动应当“多采用旧的形式”。这就要多吸收群众参加,“从群众中创造出艺术家来”,多利用群众大会公演或定期公演,多开展自我批评和检讨,逐渐改正缺点,“使艺术成为真正的大众艺术”,强调“利用旧形式的时候,要注意到地方性,记着:我们是演给当地民众看的。”[20]另外,该报强调了“诗歌大众化”以及怎么才能诗歌大众化。一方面,“使诗歌和群众接近,或者说使诗歌深入到群众中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诗歌不接近大众,不深入大众,谈诗歌大众化即是空话。如街头诗(墙头诗)就是把诗歌贴到街头上,写到街头上,给大众看,给大众读,引起大众对诗歌的爱好,使大众也来写诗,这样,“由不断的实践中就可以使诗歌大众化——成为大众的诗歌。”另一方面,“一切应该服务于抗战,诗歌当然也一样。而要达到这目的,就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街头诗就是诗歌的新形式之一种。”当时陕北的街头或路边石崖上已出现许多街头诗,“虽然很幼稚,不完善,但终应该说它是诗,因为它和标语不同——比标语丰富,具体,复杂,有大体可念的音韵,有情感。”[21]即是说,无论大众文艺或大众艺术、诗歌大众化,都需要深入大众,采用旧形式和具有地方性的特色。

  苏区的文艺旧形式常被红军宣传部门所提倡和利用,理论层面却受到“左翼”文艺理论建构原则的束缚,这便导致苏区文艺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矛盾,苏区的《红色中华》就曾发出号召抵制旧戏演出,“我们应该大踏步向前开展苏维埃文化运动,应该努力创造工农自己的艺术,动员群众来彻底消灭封建残余。”[22]这反映了苏区在文艺旧形式利用方面,呈现“理论”和“实践”两条逻辑线平行发展的现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引领下,边区的文艺创作由“阶级意识”向“民族意识”转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乃至地主阶级都成为边区文艺服务的对象。理论的进步必然推动实践的发展,因此,《新中华报》刊登了诸多利用旧形式、民间形式改编的具有新内容的民歌小调、戏剧戏曲等。如仿“凤阳小调”的《说东洋》、仿“苏武牧羊调”的《老百姓》、仿“泗州调”的《救国法宝》、仿“鸡腔调”的《赶出中国去》、仿“张生嬉莺莺调”的《合力打日本》、仿上海小调《保卫华北小调》、仿“新河间调”的《全面抗战曲》,再如仿河北民歌“小放牛”的《还我河山》、仿陕北民歌“十二个月”的《一九三六年》、仿云南民歌“你要来”的《东南西北》、以传统曲艺为曲调的《莲花闹》[23]等。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小调民歌符合大众口味,便于传唱,易于理解,旧形式被赋予了新内容、新意义。边区文艺也提倡旧形式的戏剧,抗战文艺急需“旧的形式而渗入新的内容的剧本”,《新中华报》多次对旧式戏剧加以褒赏,1938年4月,延安上演的秦腔《升官图》《五家坡》,受到边区民众的欢迎,秦腔《好男儿》演出时观众“差不多要把戏台挤倒”。[24]7月4日,改编后的旧戏《双投军》《一条路》演出成功。[25]同样,以平剧“打渔杀家”改编的戏剧《松花江》演出效果颇佳,与其“极端的‘利用’了平剧这一旧形式”密不可分。[26]时隔多日,“延安的各机关团体学校民众还在继续不断的请求再演,尤其对歌剧和平剧兴趣更浓”。[27]

  边区对旧形式的利用有自身的理论谱系。针对文艺的旧形式,边区侧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内容的包容性,《新中华报》借用列宁对共产主义工作的内容和形式的论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列宁认为工作内容“能够而且应该表现于任何新的和旧的形式上,他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统辖驾驭一切新的和旧的形式”,“目的并不是在于和旧的形式调和,而是要使一切旧的形式,成为共产主义完全的最后的坚定的必然的胜利之工具”。“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是能驾驭一切形式,以最大的速度,把一个形式,补充别个形式,把一个形式,代替别个形式”。[28]以此论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具备利用旧形式表达新内容的优势和能力。

  综合来看,在中共自身的话语体系和革命逻辑基础上,边区“利用旧形式,实现新内容”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实践皆有所突破。《新中华报》创办的多种文艺副刊对文艺旧形式利用问题的初步阐释,为引发“民族形式”讨论提供了重要的舆论空间,也为“民族形式”的实践提供了媒介场域。

  由旧形式到“民族形式”

  旧形式利用是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起点。1930年,斯大林在苏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族文化。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引发国内的关注,1938年5月22日,陈伯达在《解放》周刊以“来信”的方式,率先表达了他对“新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看法,一般认为这是国内首次正式使用“民族形式”这一概念,因此,“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这一概念,却是极有可能受到了陈伯达的启发”。[29]5月25日,《新中华报》整版刊登《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指出:“在苏联是以社会主义的强大内容来充实,运用发展联邦各民族之民族的特质,民族形式的,经过实践,现在已经收到很优秀的成果了。在中国,无疑的,就要以抗战这一发展的强大内容。来利用我们民族大众中的旧的及比较新的,各种民族大众的形式”,才能够创造出“新的民族大众的文艺来”。宣言虽然以苏联为例强调旧形式的作用,却已涉及对旧形式和“民族形式”关系的思考,“在艺术上,利用旧形式,就是利用文化遗产的一部门。”[30]如果说陈伯达的观点对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有所启发,那么,《新中华报》则为“民族形式”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舆论空间和场域。

  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31]这一重要论述很快在国内引起反响,社会各界纷纷阐释对文艺“民族形式”的看法。1939年2月,改版后的《新中华报》创办《新生》副刊,虽只有4期,却成为最早介入“民族形式”讨论的重要报刊,重点讨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民族形式”的内涵。《谈“中国气派”》一文提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表现为一种风格、某种气场、专属精神,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在朗诵诗歌时,“非带上老百姓‘喜闻’的中国气派不可”;延安的小米饭展现的是中国的地方特色,“省嘴待客”是中国气派的一种。因此,带有“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能否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则是直接事关领导权的重大问题,“你没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老百姓决不会相信你的领导。”[32]《新生》副刊第2期刊登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一文,则被公认为是讨论文艺“民族形式”的最早文本。该文认为“近来文艺上的所谓‘旧形式’问题,实质上,确切地说来,是民族形式问题”[33],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见乐闻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问题。显然,简单地将旧形式等同于“民族形式”的论断较为主观,却成为“旧瓶装新酒”观点的来源,由此引发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高潮。事实上,无论从话语层面还是之后的深度讨论来说,旧形式能够成为“民族形式”的重要资源,但却不是“民族形式”,旧形式只有经过否定性转变才能成为“民族形式”,并在变化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利用旧形式》一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民族形式”是由“反映当时的社会风俗、习惯、语言、和特有的民族性”之旧形式的精华构成,采取了中国文化遗产中本质上所特有的中国气派,“它的表达的方法,是中国的,是千万群众的,一句话,是民族性的。”[34]总体来看,《新中华报》是开启“民族形式”讨论大幕的重要报刊,但是,这一时期关于“民族形式”的内涵并未形成共识。

  第二,新旧形式的问题。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之初,普遍的共识是通过对旧形式的扬弃产生新形式。陈伯达认为,“新形式不能是从‘无’产生出来,而是从扬弃中产生出来。”“从旧形式的活用中创造出新形式。”[35]莎寨指出,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利用表象上的形式,“而是从旧形式中吸取本质的精华,而重新创造的”,“而是从‘旧'里发展来的‘新'的东西”。“利用旧形式,就是创造新形式。”[36]刘白羽在《关于旧形式的二三意见》中提出:“有些人未能切实的探讨研究‘旧形式’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只是‘搬来一套’应用,那是机械的了解成为‘形式’的‘形式’,是一般运用‘旧形式’方式上的通病,未能把握着所谓‘批判的接受’,是应该克服纠正的。”[37]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发物期,边区虽对旧形式评价很高,甚或将其与“民族形式”等同,但都意识到只有经过“旧形式”的扬弃过程,才能创造民族“新形式”,这承继了抗战初期关于文艺旧形式利用的中心论点,也引起了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广泛关注。1939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注重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38]的指示,进一步推动了文艺的新旧形式、“民族形式”讨论的热潮。

  第三,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不可分割,把“民族形式”简单地归为内容或形式皆不可取,“要文艺能更深刻地反映真实的生活,更灵活地把握大众的斗争,这就不能不考虑其表现的形式。反之,其表现的形式如果是干枯的和生硬的,那末,其内容就时常是(虽则不完全是)薄弱的和无味的。”[39]对于内容与形式孰轻孰重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是制作本质上矛盾的酵母,经过一个社会变动的过程,形式便会从旧形式中进展出一个更新的东西”。[40]陈伯达强调“形式”重于“内容”,“一个文艺的真价,不但应估计其内容,还应估计其形式,而做这种估价,事实上应以该文艺所能发生的感召力量为准绳”,而文艺的感召力量“正是和民族形式有关的问题”。[41]

  第四,对五四新文艺的评价。在“民族形式”讨论中,五四新文艺的评价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边区并未因提倡旧形式而否定五四新文艺的历史作用和进步性,而是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五四新文艺运动成果。《新中华报》也旨在将“民族形式”讨论引向重新认识和评价五四新文艺的发展方向,进而推动中华民族新文艺内容和形式的推陈出新。陈伯达认为利用(或运用)旧形式,“恰是新文艺运动发展的一种不可免的结果”,且“是在近代新文艺运动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同样地是接受新文艺运动最好的成果,而克服其弱点。”[42]刘白羽在肯定五四新文艺运动的基础上,亦指出其“弱点”是过度的欧化,忽视了文艺的民族特性,“所以‘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非常需要的”。因此,利用“旧形式”并非是对五四新文艺的否认,而是借助“旧形式”或“民族形式”纠正新文艺运动的缺陷,毕竟“文艺是发展的,过去获得的好的要保存,没有获得的要去争取,在这空前的政治当中更要检讨出优点和弱点来,绝不是放弃了过去的,相反是要更推进过去获得的优点,让整个新文艺更健壮起来”。[43]

  相较于“民族形式问题”专栏[44]、“艺术创作者论民族形式”栏目[45],《新中华报》介入“民族形式”讨论最早,并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该报还积极践行“民族形式”,刊登了颇多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既有民谣《俘虏》《坏老婆》[46],也有小说与散文,像《母与子》,用写实的手法叙述了根据地民众同仇敌性共同抗日的故事[47],《旧历年的夜里》则记录了民众欢度农历新年的节日氛围与传统习俗[48],《一车粪的故事》以通俗化的语言描绘了边区开荒生产的艰辛和热情[49],还有农民戏《佃户》《小长征》和话剧《日出》《雷雨》《塞上风云》等具有“中国气派”的戏剧作品,与此同时,一些反映边区民众生产生活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亦见于报端,推动了边区具有“民族形式”特征的新文艺新文学的发展。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1940年1月4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9日,毛泽东出席大会并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新中华报》最先对此进行报道,较早地发布中共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观点和主张,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进一步推动了边区正在开展的文艺“民族形式”的深入讨论,并最终达成“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共识。张闻天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50]也证实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中,毛泽东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两种文化都应和中华民族的特点、特征相结合,并由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展现。[51]这次讲演是他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问题再次思考后的深化和发展,“如果说开始时毛泽东指的是对具有民族特点的旧的艺术形式的利用,那么,讲演强调的则是文艺创作的民族化,亦即文艺作品要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和民族特征。”[52]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是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它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一种革命的文化,是反映着新政治新经济的文化……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说明了中国今天的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五四’以后,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奴化文化及封建文化之间的斗争。”[53]说到底,“民族形式”问题并不仅限于对“形式”的思考,也包含对“内容”的思辨,“‘民族形式’不能是独立发展的形式,而是反映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54]《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一文亦认为“民族形式,实质上,不只是简单的形式问题,而也是内容的问题。”[55]张闻天指出,所谓民族的,“即抗日、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的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56]《新中华报》呼吁边区文化界坚定正确的方向,在党的领导下,与全国、全世界文化界联合起来,“为改造中国文化而奋斗,完成民族革命,社会解放”,[57]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内容的阐述,正是以展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现实”引发文艺界对“民族形式”的全面思考,不断推动文艺“民族形式”讨论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文艺作品。也正因如此,鲁迅被给予高度评价,“鲁迅的民族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把握着民族的实际情况和民族特点的,是和中国大多数人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民族压迫”,“他的作品全部都贯穿了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解放的热忱,而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武器”,[58]并被视为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式是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形式上要有民族个性,保留民族特点,横向借鉴外国文化的精华,纵向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点,反对全盘西化、复古倒退。“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59]对待外国文化亦如是。《新中华报》刊登张闻天在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上所做《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报告的主要篇目,诸如“四、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关系,五、新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八、新文化形式的问题”等[60],表达了与前文所述相同的立场,所释放的信息具有明确的导向性。他甚至提出对外国文化的“中国化”,“使外国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61]如此,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不但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而且也为世界文化作出极大的贡献。这也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无论内容或形式,主要面临的问题都是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1940年1月17日,《新中华报》在对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取得的成就发表社论时指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必须批判地发展中国旧文化和吸引优良的外国文化”,[62]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所作的最早的公开阐述,廓清了长期存在的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民族文化遗产和国外先进文化的错误倾向,指引了“民族形式”讨论的正确方向。

  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走大众化的道路。当一些人还在争论文艺“民族形式”源起“民间形式”还是“五四新文艺形式”的时候,《新中华报》已经明确提出文艺创作主要来源于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文艺要深入大众和反映现实生活。“我国文化走向农村,走向工农大众中间去的现象,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一个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我们不仅要保存它并且要发挥光大”,并认为边区文化界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更进一步的倡导代表大众利益为大家服务的大众文化”。[63]《新中华报》在总结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取得的成就时也提出,文化界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从各方面提高中国文化,“为建立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而斗争。”应该更进一步提高艺术创作的质和量,“使艺术更能反映现实,更能接近大众”。[64]为此,该报刊发《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代表大会宣言》,强调要大量地运用一切有用的形式进行艺术创作,“努力使艺术走向群众,反映现实”,更广泛地进行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努力从各方面提高各文化部门,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就是为创造广大民众所需要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斗争。”[65]正如毛泽东所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66]张闻天也认为新文化必须是代表大众的利益,是大众的新文化,同时,新文化必须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使新文化适应大众的文化水平,从这一意义来说,大众化就包含有把新文化通俗化的涵义,“提高新文化使之成为大众的新文化,通俗化新文化使之成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文化,这是大众化的双重任务”。[67]这就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化与通俗化的关系。《新中华报》所引领的这种舆论,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边区文艺“民族形式”讨论,而且为随后国统区开展“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提供参考,“提倡大众文学,大众艺术等问题(如民族形式问题、新兴木刻运动等)都是提高大众文化的工作,都是代表大众的利益的平民文化”[68],也指明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及批评的方法,揭示了文艺创作要能走出一条内涵丰富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在此基础之上,王明提出了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目标,就是“创造一种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民主的,基础是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的。”[69]

  结语

  全面抗战后文化场域中开展的“民族形式”的讨论,起源于全面抗战初期文艺旧形式的利用,发端于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生成过程中不断深入。《新中华报》虽未全文刊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未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全部内容,更未明确回答何为“民族形式”,但通过刊发《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摘要、《庆祝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开幕》《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成就》等社论,以及对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内容的详实报道,揭示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道路,展现了“民族形式”的主要内容、表现形式和重要来源,既为“民族形式”的讨论指明方向,也进一步推动了讨论。边区文协大会召开后,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承继了《新中华报》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接力棒,成为边区“民族形式”讨论的“新战场”,茅盾、郭沫若、周扬、陈伯达、艾思奇、王实味等对“民族形式”问题的分歧,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转变为争论,与国统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争此起彼伏,“民族形式”的讨论趋向高潮。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解决了“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70],“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标识性特征,边区和各根据地陆续出现了一大批反映新生活、表达新主题,成功运用大众语言或民间优秀传统文艺形式,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此后,“民族形式”的讨论趋于低潮。

  《新中华报》以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为己任,创办多种文艺副刊聚焦文艺旧形式的利用,率先发出了“民族形式”讨论的舆论声音,呼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最先论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开启“民族形式”讨论的大幕,并以报道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契机,最早介绍和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推动讨论走向深入,为“民族形式”讨论提供了重要舆论空间,并为研究“民族形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报刊史料。

  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71]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形式”的讨论,从《新中华报》及各类报刊杂志推出的内容看,是一场有组织的论争,“延安方面有意识将‘民族形式’问题推广到全国进行讨论”[72],并且“讨论的参加者一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思想作指导来研究和探讨问题的”[73],“民族形式”成为当时文化界普遍关心的话题。随着“民族形式”论争由边区扩展至全国,不断深化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民族性,指引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前进方向。基于《新中华报》对“民族形式”报道的考察,是从新的视角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如周维东:《革命文艺的“形式逻辑”——论延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问题》,《文艺研究》2019年第8期;毕海:《抗战“民族形式”文艺论争中的文化政治》,《文艺争鸣》2016年第11期;段从学:《“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金良守:《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端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戴少瑶:《怎样看抗日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郑大华:《论抗战时期“文艺的民族形式”的提出及其讨论》,《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夏之卷。

  [2]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1938年12月25日休刊;1939年2月7曰次新中华报》以“刷新第一号”复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该报和《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4]映华:《淡淡边区的群众戏剧运动》,《新中华报》1938年2月10日,第4版。

  [5]白苓:《关于戏剧的旧形式与新内容》,《新中华报》1938年2月10日,第4版。

  [6]少川:《我对延安话剧界的一点意见》,《新中华报》1938年2月10日,第4版。

  [7]《戏剧到农村去》,《新中华报》1938年2月25日,第4版。

  [8]《发刊词》,《新中华报》1938年3月5日,第4版。

  [9]“亭子间的人”,指延安的外来文艺工作者,他们大多有密学经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喜欢西洋的音乐、美术,较为忽视文艺旧形式的价值。

  [10][14][28]徐懋庸:《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新中华报》1938年4月20日,第4版。

  [11][18][30]《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新中华报》1938年5月25日,第4版。

  [12]沙可夫:《抗战文艺什谈二则》,《新中华报》1938年9月5日,第4版。

  [13]《送边区战地服务团出发》,《新中华报》1938年3月15日,第4版。

  [15]柯仲平:《是鲁迅主义之发展的鲁迅艺术学院》,《新中华报》1938年4月20日,第4版。

  [16]徐行白:《特区“文协”成立大会记》,《新中华报》1937年11月24日,第3版。

  [17]艾思奇:《淡淡边区的文化》,《新中华报》1938年3月5日,第4版。

  [19]林红:《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探析》,《党的文献》2017年第3期。

  [20]迅琴:《对改进民众娱乐的一点意见》,《新中华报》1938年8月15日,第4版。

  [21]林山:《关于街头诗运动》,《新中华报》1938年8月15日,第4版。

  [22]《开展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反对瑞金演封建戏》,《红色中华》1933年9月27日,第6版。

  [23]《说东阳(凤阳小调)》,《新中华报》1937年3月6日,第4版;《老百姓(苏武牧羊调)》,《新中华报》1937年3月9日,第4版;《救国法宝(泗州调)》,《新中华报》1937年3月13日,第5版;《赶出中国去(鸡腔调)》,《新中华报》1937年5月16日,第5版;《合力打日本(张生嬉莺莺调)》,《新中华报》1937年6月6日,第5版;《保卫华北小调》,《新中华报》1937年7月23日,第5版;《全民抗战曲(新河间调)》,《新中华报》1937年10月19日,第2版;《还我河山(仿小放牛调)》,《新中华报》1937年8月23日,第4版;《一九三六年(仿十二个月)》,《新中华报》1937年3月16日,第4版;《东南西北(仿你要来)》,《新中华报》1937年3月29日,第6版;《莲花闹》,《新中华报》1937年3月26日,第4版。

  [24]柯仲平:《生长着的民众剧团》,《新中华报》1938年10月25日,第4版。

  [25]《民众娱乐改进会的初步成功》,《新中华报》1938年7月20日,第4版。

  [26]《我们完成了抗战戏剧节工作》,《新中华报》1938年7月20日,第4版。

  [27]一新:《大家为“七月”忙!》,《新中华报》1938年7月20日,第4版。

  [29]毕海:《延安对“五四”新文艺的重审及其意义一以“民族形式”论争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9期。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32]柯仲平:《谈“中国气派”》,《新中华报》1939年2月7日,第4版。

  [33][35][39][41][42][55]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新中华报》1939年2月16日,第4版。

  [34][36][40]莎寨:《利用旧形式》,《新中华报》1939年2月28日,第4版。

  [37][43]刘白羽:《关于旧形式的二三意见》,《新中华报》1939年2月28日,第4版。

  [38]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5页。

  [44]《文艺突击》新1卷第2期,1939年6月25日。

  [45](文艺战线》第1卷第5号,1939年11月16日。

  [46]刘御:《俘虏》,《新中华报》1939年9月22日,第4版;刘御:《坏老婆》,《新中华报》1939年10月6日,第4版。

  [47]萧英:《母与子》,《新中华报》1939年2月25日,第4版。

  [48]鲁黎:《旧历年的夜里》,《新中华报》1939年2月28日,第4版。

  [49]雷加:《一车粪的故事》,《新中华报》1939年11月25日,第4版。

  [50][56][61][67]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1940年4月15日。

  [51][59][6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第707,708页、第708页。

  [52]郑大华:《论抗战时期“文艺的民族形式”的提出及其讨论》。

  [53]《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中华报》1940年1月20日,第5版。

  [54]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8页。

  [57]《大会的最后一日》,《新中华报》1940年1月20日,第6版。

  [58][68]唐乔:《鲁迅的方向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新中华报》1940年10月17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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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庆祝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开幕》,《新中华报》1940年1月10日,第1版。

  [65]《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新中华报》1940年1月20日,第6版。

  [69]《王明同志报告文化统一战线问题》,《新中华报》1940年1月20日,第4版。

  [7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3页。

  [71]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第2版。

  [72]周维东:《革命文艺的“形式逻辑”——论延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问题》。

  [73]唐正芒:《论抗战时期大后方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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