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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的“失踪”与再发现
2017年09月29日 12:45 来源:文汇报 作者:周武 字号

内容摘要:嗣后,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张人凤父子又尽发家藏,网罗散佚,相继编成并出版《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上中下3册)、《张元济日记》和《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中下3册),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则主持整理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16种)》,并陆续出版。第三本是汪家熔先生的《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作者系商务印书馆馆史室的资深研究人员,不仅熟悉商务印书馆史事,还曾参与过《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和《张元济诗文》等书的纂辑和出版,景仰张元济的人品、情操和志业。

关键词:出版;商务印书馆;先生;年谱;学术;张元济研究;生平;论文集;张人凤;传记

作者简介:

  今年是张元济先生150周年诞辰。作为近代知识人中罕有的枢纽型人物,在1949年以后一长段的历史书写中,张元济却成了一个“失踪者”,他的生平及其事业不复被提及。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张元济其人其事,以及他在现代出版史、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卓著贡献,才得以被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

  张元济生于1867年,死于1959年,一生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历史时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始终。1892年中进士成翰林后,他做过京官,办过学堂,参与过戊戌变法,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因李鸿章之荐而襥被南下,入南洋公学,主译书院,办《外交报》。1903年受夏瑞芳礼聘,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1926年辞监理职,旋被举为董事会主席(后改称董事长),直至1954年商务印书馆北迁为止,为商务呕心沥血垂半个多世纪,把商务从一个简陋的小印刷作坊办成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和“东方文化的中心机关”,于中国出版、教育、文化的现代转型厥功至伟。

  纂辑张元济遗稿的愿望历经30多年终于实现

  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口号喧嚣,主义呼啸,方药杂投,张元济没有宣言,没有旗号,也没有太多的理论,甚至也不屑于对自己的选择做任何皇堂的解释,但他开明、稳健,富于识见又长于办事,毕生秉持“和平改革,勿伤元气”之旨,以一种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方式来谋求中国的现代转型。他寄希望于“开发民智”,并选择出版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执著地“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并因此而成为那个时代有所建立的典型和值得诠释的独特“存在”。

  然而,在1949年以后一长段的历史书写中,他却成了一个“失踪者”,他的生平及其事业不复被提及,不仅那个时候出版的近代史找不到他,思想文化史找不到他,学术史找不到他,甚至连出版史也难得看见他的踪影。汤志钧所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曾为张元济立传,为当年国内仅见,但仅列他在戊戌年间的史事。国外学者虽做过一些研究,如美国学者弗罗伦斯·钱(Florence Chien)1970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商务印书馆与现代中国出版》,法国学者戴仁(Jean-Pierre Drège)197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后经修改,于1978年出版),对张元济的生平及其事业有所涉及,但限于资料,他们的相关论述均很不完整。台湾的杂志也发过一些文章,如王云五1964年1月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朗毅1966年8月在《古今谈》上刊载的《张菊生与商务印书馆》,以及恽茹辛1975年11月在《东方杂志》刊发的《纪念张元济先生》等,但都属于纪念性文字,谈不上研究。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时局和观念的变迁,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曾长久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反动的渐进改良重新回归正常化的史学视域,并逐渐获得同情的了解和应有的尊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元济其人其事,以及他在现代出版史、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卓著贡献,才得以被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

  其实,早在张元济去世后,他的挚友陈叔通即嘱咐时在上海图书馆任职的顾廷龙先生纂辑他的遗稿。但当时的环境已不允许做这样的事情,即使纂辑也不可能顺利出版。顾廷龙先生曾在为《张元济书札》所作跋语中叙其事道:

  先生捐馆后,陈叔通丈即属龙纂辑其遗稿,拟编诗文、日记、书札、书跋、专著等。诗文录出,均经叔丈校阅。叔丈与先生为数十年之挚交,无让管鲍。未几,叔丈作古,又未几而“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事遂废。去年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同志来沪,商为先生编印遗稿事,先生哲嗣树年君检理幸存旧稿,增补重编。先将日记、书札付印。

  顾先生此跋作于1981年7月,故跋语中的“去年”指1980年,正是在陈原、顾廷龙、张树年诸先生的共同努力下,张元济的书札、日记、论书尺牍、诗文、随笔、序跋才得以次第校理出版。嗣后,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张人凤父子又尽发家藏,网罗散佚,相继编成并出版《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上中下3册)、《张元济日记》和《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中下3册),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则主持整理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16种)》,并陆续出版。这些集子较前此出版的张集虽有大幅扩充,但仍远未将张元济的文字囊括以尽。张树年先生去世后,张人凤先生继续潜搜冥索,又得商务印书馆(包括京馆、台馆和港馆)及各路学友鼎力相助,终于编成一套10卷本《张元济全集》,并于2007至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其中第一至第三卷为书札,第四、第五卷为诗文,第六、第七卷为日记,第八至第十为古籍研究著作,是迄今为止最为齐全的张集。据人凤先生告,《张元济全集》出版后,他又陆续搜集到近20万字的佚文散札,已汇编为《张元济全集·补遗》交付出版。至此,除了张元济主持编校、辑印的书刊,以及他主持制订的众多馆规外,张元济个人的著述已大体搜罗齐备,当年陈叔通嘱托顾廷龙先生纂辑张元济遗稿的愿望历经三十多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实现了。

  在这个过程中,宋原放先生提议,由张树年先生亲自主持编纂《张元济年谱》,该书于199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洋洋70余万言的年谱为张元济研究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甫经出版即倍受关注。该书出版后,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连生先生约请张人凤先生编一年谱简本,并更名为《张菊生先生年谱》,于1995年出版。简本以出版、文化、教育、图书馆方面内容为主,其他方面从略,同时添补了少量原本截稿后发现的新资料。后张人凤、柳和城先生又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之请,为该社筹划的《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编纂《张元济年谱长编》,张、柳两先生原本就曾参与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的编撰,又长期致力于张元济资料的蒐集、整理与研究,累积了不少与张元济生平事迹相关的新资料,此次再度携手,穷数年之力,编成《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并于2011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与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和1995年版《张菊生先生年谱》相比,这部《长编》不仅在篇幅上扩展了一倍多,达180余万字,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也有不少重要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补充了大量新发现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主持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纂、1928年日本访书,以及抗战八年的工作与生活等方面的新资料;二是订正了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中一些记述失当或考订失误之处,如张元济的一些诗文、书札在过去出版的数种文集中,曾被人修饰过,此次均按手稿或最初文本予以恢复,还原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这部《长编》的出版,为张元济研究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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