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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科举研究走向深入
2017年12月25日 10: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清玲 字号

内容摘要:11月 11—12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的“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来自大陆、港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学者围绕闽台科举政策、科举概况、科举家族、科举群体、科举文献及闽台会馆等进行了探讨和交流。福建科举地位举足轻重唐宋以降,福建科举可谓长盛不衰。闽台科举影响深远不少与会论文围绕福建科举家族与科举群体而展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郭培贵分析了明代福建鼎甲进士和阁臣的时空分布及出身特点,认为该科举群体主要来自福建沿海地区,上三代亲属主要来自社会中下层,保持了较高的社会流动率,这与明代福建各地的经济人口与科举水平相适应。

关键词:台湾;研究;文化;群体;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乡试;教授;家族;科举制度;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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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1—12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的“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来自大陆、港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学者围绕闽台科举政策、科举概况、科举家族、科举群体、科举文献及闽台会馆等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福建科举地位举足轻重

  唐宋以降,福建科举可谓长盛不衰。两宋时期,福建进士人数位居全国第一,明代仍名列前茅。在清代科举中,福建仍有举足轻重地位,仅次于直隶、江南、浙江、江西、湖广五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认为,清代福建属于科举大省,在乡试考官的选派、乡试中额、儒学学额等方面享受大省待遇,同时又享有边远省份的优惠政策,在“明通榜”、“举人大挑”中都有所倾斜。台湾开科以后,台湾士子在福建乡试中单独编号,专定中额,并在会试中十名取一,远远高于他省大约二十取一的比例。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蔡正道的研究表明,随着土地日益开辟与人口增长,清政府照顾到台湾粤籍士子的利益,实行闽粤分籍考试以保证其学额,并于道光八年(1828)正式确定一名乡试中额,以后又有所增加。这些政策扶持奠定了福建作为文化强省的基础,增强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文化认同感。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台湾开科取士。清代,台湾产生了33名进士、320多名举人和近千名贡生,被称为“海上邹鲁”。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杨齐福认为,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离不开福建地方官员的努力,他们不仅为台湾士子争取更多学额和乡试、会试中额,而且创建学校、考棚、试馆,以改善台湾考生的学习与科考条件。其中,以兼管台湾学政的台厦道员(或台湾道员)最具代表性,他们整顿台地士风、编选考试范文,严厉打击冒籍舞弊等现象,在台湾开科取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闽台科举影响深远

  不少与会论文围绕福建科举家族与科举群体而展开。宋明以来,原隶属泉州管辖范围的金门形成不少科举家族,例如阳翟陈氏、青屿张氏、后浦许氏和琼林蔡氏。金门县文化资产审议委员黄振良指出,这些科举家族历经嘉靖倭患等劫难而功名不辍、文脉不断,并恪守宗族文化传统,成为当今海峡两岸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因台地新辟,文教科举制度草创,跨海应举,路途遥远艰险,台湾地方官员、士绅商贾纷纷解囊为考生提供旅费,并捐建会馆、试馆(住宿场所)和试院、考棚(考试场所),从而形成了种类繁多、特色各异的科举公益热潮。闽江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毛晓阳通过对台湾五座考棚创建过程的考察,指出宾兴、考棚、试馆是清代基层社会民众参与科举制度的三个主要标志。通过这些公益活动,科举考试的公平观念、人才培养的公益观念、文教建设的本土观念深入人心。北京市台联副会长郑大认为,科举考试加强了台湾与内地的联系。每逢科考年份,应考士子往往要在福州住上半年时间,在京城滞留经年,因而两地均建有多处科举会馆。加紧对尚存的台湾考棚遗址、福建贡院,以及闽台会馆等研究与“申遗”工作,将会让两岸关系焕发出新的光彩。科举文化还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同姓宗族之间传承并增进文化自信。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陈支平通过闽台客家庄氏,对宋代以来的泉州庄氏科举人物的认同和标榜,来揭示科举制度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发生在闽南人与客家人两个异质族群之间唯一的契合点。

  相关研究得到细化

  近年来,随着科举文化研究的深入,更多科举文献得到发掘利用。除已出版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外,学者不断拓宽资料来源,加深对史料的理解与研究。《新锲诸名家前后场肄业精诀》是晚明闽刻科举用书,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侯美珍认为,该书署为明代颇有文名的李叔元、许獬所辑,实系伪托,其内容多抄袭前人著作,错误百出,属于科举用书中不入流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海峰通过对现存13种福建闱墨的考察,认为这类文献对清代科举制度尤其是乡试和会试的研究具有直接价值,同时可以补正一些典籍的不足,并具有文学研究价值。

  与以往相比,这次会议对闽台科举群体的研究走向深入和细化。北京大学教授卢咸池考证了台湾进士、举人的确切人数、祖籍、科年和学籍等,纠正了前人研究的一些错误。台湾“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研究员林文龙揭示了文献记载中前后牴牾、扑朔迷离的科举人物的真实身份和生平事迹。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台湾进士群体的贡献、拔贡群体的人数和社会影响,以及科举停废后闽台文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郭培贵分析了明代福建鼎甲进士和阁臣的时空分布及出身特点,认为该科举群体主要来自福建沿海地区,上三代亲属主要来自社会中下层,保持了较高的社会流动率,这与明代福建各地的经济人口与科举水平相适应。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卜永坚利用《清代朱卷集成》认为,清代福建举人主要来自府、州、县等文化中心城市,并呈现家族集聚特点,从而印证了学界对科举制度的一些共识。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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