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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上的“战国中期”
2018年03月06日 11: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郑开 字号

内容摘要:如果说活跃于春秋末年的哲人老子和孔子代表了中国哲学的肇源和开端,那么涌现了孟子和庄子等哲学家的“战国中期”对中国哲学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具而言之,战国中期的哲学家,特别是儒家的孟子和道家的庄子,确立了影响深远的中国哲学理论范式,这种哲学范式与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理论范式迥然不同,前者的核心在于心性论、精神哲学和境界形而上学,后者则以逻辑学、知识论和本体论为基础。我们不妨通过战国中期涌现出来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哲学形态,即孟子哲学和庄子哲学,阐明什么是心性论哲学。其次,基于心性概念及其理论,中国古代哲人发展出了深邃恢宏的精神哲学、实践哲学和境界形而上学,以哲学的方式给出了生命意义、生活价值和宇宙真理的几乎全部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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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学术史的传统说法,儒家思想传统被称为“孔孟之道”,道家思想传统则被概括为“老庄之学”。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最重要的两个思想传统之形成,皆以春秋末年和战国中期作为其“时间轴”和“坐标系”。如果说活跃于春秋末年的哲人老子和孔子代表了中国哲学的肇源和开端,那么涌现了孟子和庄子等哲学家的“战国中期”对中国哲学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时间坐标的重要意义何在?笔者认为,要讨论中国哲学史上“战国中期”的特殊重要性,既应对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的哲学史发展脉络予以分析和把握,更需要从长时段甚至世界史的角度审视“战国中期”独特理论贡献。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经历了一百多年,思想世界亦斗转星移、风云变幻。然而,由于文献缺略、考古茫昧的缘故,前人对孔孟之间、老庄之间的哲学史发展不甚了然。晚近出土的古代文献,使我们有条件突破“史料困境”,更深入地把握孔孟之间和老庄之间的思想发展及复杂脉络。

  笔者个人的体会是,无论是文献梳理还是思想分析,都表明“战国中期”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个不折不扣的分水岭。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战国中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有的人或许会这样回答:因为孟子和庄子分别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传统和老子开创的道家思想传统。这样的说法未免囫囵吞枣。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是,战国中期的儒家著作,例如《孟子》《中庸》和《易传》等,奠定了儒家哲学的理论范式;而道家著作,比如《庄子》《管子》四篇等,则奠定了道家哲学的理论范式。具而言之,战国中期的哲学家,特别是儒家的孟子和道家的庄子,确立了影响深远的中国哲学理论范式,这种哲学范式与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理论范式迥然不同,前者的核心在于心性论、精神哲学和境界形而上学,后者则以逻辑学、知识论和本体论为基础。如此看来,“战国中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条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其间诸子百家的理论创造和思想遗产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分水岭,而且确立了中国哲学的理论范式,彰显出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

  那么,什么是心性论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自明的,需要澄清。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含混不清地使用心性论这样的概念,默认那种较多地谈论心、性或者依赖于心和性两个概念展开讨论的哲学形态就是心性论,这当然是不准确的,而且易生误解。我们不妨通过战国中期涌现出来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哲学形态,即孟子哲学和庄子哲学,阐明什么是心性论哲学。

  首先,心性论哲学主要是围绕“心”、“性”这样的核心概念展开的。实际上,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都证明:春秋时期的老子和孔子不约而同地酝酿了“心”、“性”概念的雏形,而真正成熟的心性论思考一直到战国中期的孟子和庄子时才出现。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是,战国中期的“心”、“性”概念具有思想上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如“性”的双重性和“心”的两元性。孟子所讨论的人性其实具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意义:食色之性和仁义礼智之性,前者与告子主张的“生之谓性”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后者则力求把人文价值和道德理性与人性概念结合起来,这一点当然是前所未有的思想创造。换言之,孟子并没有否定食色之性,而是强调决不能把人性归结为食色,进而指出人之为人、人之异于禽兽的本质属性在于“四端”。这就是孟子性善论的真谛。同样,孟子所谓“心”也具有“本心”和“放心”之别,这意味着,“心”的概念需通过某种理论结构予以呈现或者阐明。无独有偶,庄子哲学语境里面的“心”亦具有这种两元结构的特点:“机心”、“成心”是“心”的表层结构,而“常心”、“无心”则是其深层结构。道家哲学“性”的概念比较复杂,因为老庄既从“自然”角度阐述人性,认为人生而具有的就是人性;同时也从“无”(比如“无为”、“无欲”)的角度阐明人性,从而制衡了从“自然”角度单向度地理解人性的进路。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两者之间的张力中找到把握人性问题的均衡感。心性论哲学所由以产生的基础就是“心”、“性”语词的充分概念化,使之足以容纳更丰富的思想内容、建构更复杂的理论结构。当然,把“心”、“性”概念匹配起来,使之相摩相荡,也是拓展、深化心性理论的重要前提。

  其次,基于心性概念及其理论,中国古代哲人发展出了深邃恢宏的精神哲学、实践哲学和境界形而上学,以哲学的方式给出了生命意义、生活价值和宇宙真理的几乎全部答案。人生寄托、家庭幸福、社会愿景和政治期望以及天人之际,似乎都可以通过身心之间复杂的精神交互作用得以阐明。正因如此,古代中国哲学家热衷谈论的圣人气象、精神境界、历史世界、文化意识及天人合一等问题才具有了真正深刻的理论根基。这也是与西方哲学传统迥然不同的地方。

  最后,笔者想进一步指出,战国中期趋于成熟的心性论哲学是伦理学(含政治哲学)的基础,至少可以说儒道两家伦理学(含政治哲学)的基础都是德性论。更富意味的是,心性论哲学的孕育发展甚至左右了中国哲学的思考方式和前进方向。例如,西方哲人标榜沉思和知识,然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并不过多措意于那种所谓客观的物理知识,却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状态,同时也不认为追寻真理应该止步于理论沉思和知识探求,而是特别强调实践的意义,“知行合一”理论只有在心性论语境下才可以被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这表明心性论的本质就是实践的。再如,像“天人合一”这样的命题,能够而且只能够从心性论层面予以理解和把握,舍此我们将不得其门以入。举凡试图贯通天人、内外、本末或者宇宙—本体的哲学理论,都不能不交涉于心性论。倘若饮水思源,战国中期可谓心性论哲学“源泉混混”的起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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