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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义演:晚清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
2019年10月17日 09:09 来源:《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郭常英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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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7ZDA20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编号:15BZS092)成果。

  作者简介:郭常英(1956- ),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近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义演是在晚清灾荒救助背景下兴起的慈善活动,也是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产物。从晚清到民国,京津沪等地慈善机构和慈善家群体先后涌现,“义演”成为一些团体或个人募集社会捐款的一种手段。丰富多彩的演艺和都市民众的广泛参与,促成一种新的城市文化现象,以至于时人感慨,“东也闹着演剧筹款,西也嚷着募捐演剧,这个声浪和空气,几充满了内地”。①笔者关注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对慈善义演有一些具体考察,发现其将灾荒救助、慈善公益、都市娱乐和大众文化等融于一体,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研究领域;随着相关文献资料的新发现,有关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也日益深入并受到学界重视。②本文在梳理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慈善义演对于中国近代灾荒史、慈善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慈善义演研究成为学术亮点

  晚清以来频繁的慈善义演活动,是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城市文化与慈善风尚嬗变的典型载体。慈善义演活动对于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推动社会慈善文化普及,促进民众慈善意识提升,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处于发展阶段,有关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资料整理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义演作为中国慈善史的重要构成,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有所涉及,近年针对晚清以来慈善义演的研究日渐丰富,所见如下。

  1.灾荒救助研究中的慈善义演

  慈善义演与慈善公益事业的历史演变关系密切,因此,国内学界有关中国近代灾荒史和慈善史研究,对慈善义演多有所涉及。其一,慈善义演伴随义赈的兴起而发生,义赈和慈善史研究较多涉及慈善义演。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对晚清义赈的兴起、发展过程较早进行全面深入探讨,认为义赈有别于官赈,它是由民间筹集资金、组织散放,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出现而兴起。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认为,近代义赈的产生受到西方传教士赈济活动的影响,后者给江浙绅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近代化赈灾模式。朱浒《地方性的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及《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等,对晚清义赈兴起与近代社会变迁关系有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最早出现,很可能是西方影响下的产物,属于“舶来品”的范畴,指出慈善义演为晚清时期义赈重要的筹款手法,甚至在清末时期,成为北方开展灾害救助的先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③其二,在汗牛充栋的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中,涉及慈善义演的研究较为显著,如周秋光在《中国慈善简史》和《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两著中强调认为,义演是近代慈善事业中“募捐”的重要手段。④

  2.慈善义演研究成为学术亮点

  2010年以来,学界对慈善义演研究进入学术探讨阶段。笔者在《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一文中,对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曾有详尽论述,在另文《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中指出,清末时期,慈善义演作为一种新型的助善方式,历经酝酿、出现与初兴的变化历程。都市商贸的发展、娱乐业的兴盛以及市民的娱乐需求,为慈善义演提供了经济与社会基础。华洋杂居口岸的都市繁华和“租界展示”,对慈善义演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促动作用。西方慈善理念的东渐和影响,成为慈善义演的思想引导。义务戏、影戏助赈等多种类型义演的早期活动在社会上初见成效。义演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成为慈善义演初兴的驱动力。慈善文化的现代性在慈善义演上得以彰显,义演蕴含的“寓善于乐”慈善理念,通过清末娱乐观演及慈善“场域”效应,对城市民众的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改变旧有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促进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⑤刘怡然对上海剧场义演这一新兴社会现象进行考察,认为上海剧场义演初现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曾盛行一时,慈善目的多样,参与群体广泛,并指出推动义演兴盛的根本原因是清末民初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型。⑥黄爱华借助《申报》所载学生演剧、文明新戏演出消息和广告,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戏剧与媒介的关系,指出20世纪初期《申报》对“演剧助赈”的宣传,使新剧借“慈善”之名站上历史舞台。⑦

  岳鹏星、郭常英《晚清都市空间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一文认为,晚清时期慈善义演活动因其寓善于乐的特性,逐渐风行于都市中,受到了都市民众的称许,呈现出初兴的新气象,寓善于乐的意涵奠定了慈善义演得以存续的内生本源。⑧张秀丽、岳鹏星指出,在报纸媒体与京师梨园界的通力合作下,以惠兴事迹排演的新戏《惠兴女士传》在京津地区接连上演,以演戏所得资助惠兴创办贞文女学堂。此次义务演剧还配合“国民捐运动”引发了许多演出筹捐活动。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京津地区以义务戏为主要形式的义演活动在近代报刊等传播媒介的作用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引领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⑨笔者还从《北洋画报》支持慈善事业、褒扬慈善演艺和关心义务戏发展进行考察和论述,指出慈善音乐与传播有助于促进慈善文化与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⑩李爱勇、岳鹏星记述了晚清时期慈善义演在上海地区的发生、发展过程,(11)此文对探讨慈善义演的早期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3.娱乐、慈善及相关群体研究

  慈善义演既是娱乐演艺又是募款手段,相关研究近年日益增多引人注目。关心以音乐会研究为重心,同时关注慈善音乐会的社会贡献,在《民国时期的学校赈灾义演探析》一文指出,民国时期以募捐助贫为主题的音乐演出在各类学校日益增多,也引起报刊与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此类募捐义演的“寓善于乐”特点,受到民众的广泛喜爱。(12)另文还指出,在社会遭遇灾害、民众受到灾难的时候,学校赈灾募捐音乐演出体现了学校师生的慈善公益意识,反映了学校音乐会所具有的社会功能。(13)

  义务戏既是民间娱乐,更是慈善义演的一种类型,学界对此研究相对集中。杨原从义务戏缘起、种类、管理和影响,讲述北京地区的近代义务戏。(14)岳鹏星通过义务戏的产生、善举、意义三方面,考察抗战之前天津地区的义务戏;他还从义务戏的发展、概况及评价等方面,论述1906-1937年京津沪地区的义务戏,并对清末民初义务戏的属性进行了剖析。(15)陈赓对义务戏及特征、举办程序及盈利水平和义务戏的类型及演出业态等有所探讨(16);张颖对20世纪初上海地区义务戏的演进与发展有较为详细的阐述。(17)谢欣依据《顺天时报》有关义务戏的记载,论述晚清义务戏兴起、义务戏发展、伶人集团崛起三方面问题。(18)王兴昀从义务戏主办者的多样化、艺人与义务戏主办者的博弈、观众与义务戏主办者的矛盾及报刊媒体对义务戏的评价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民国时期天津的京剧义务戏。(19)日本学者吉川良和从1907年北京举办的赈灾义务戏着眼,讨论民间力量如何围绕义演从事慈善公益事业。(20)还有日本研究者关注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梅兰芳、杨小楼、马连良等京剧名角举行的赈灾义演和救助日本灾民的事迹,如佐佐木干《回溯86年前的赈灾义演——“京剧之花——梅兰芳”展观后》,对此次慈善义演活动有详尽的描述,并赞扬五四运动之后,在中日关系并非很好的情况下,中国艺人基于人道、富有勇气的对日慈善援助。(21)伊藤绰彦也对此次义演进行研究,阐述义演的目的、演出情形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22)吉田登志子《梅兰芳先生的艺术特征——从慈善公演到〈霸王别姬〉和舞剑的联想》一文,则着重论述梅兰芳的艺术特征。(23)学界对义务戏的关注和探讨,深化了对于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认识,成为慈善义演研究的学术亮点。

  娱乐业与慈善活动成为学界的一个关注点。姜进探讨越剧如何由农村小戏变成广受民众欢迎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剧种,还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慈善义演”为例,从“名”“利”“义”的视角,对女性观众和表演者予以剖析。(24)

  4.慈善义演研究学术性特征显著

  有关慈善义演研究,自21世纪以来得到学界的重视,并有专论出现。目前学界对慈善义演的关注程度不断提升,涉及问题日渐丰富多元,史料利用也得到拓展,这为进一步开展慈善义演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问题意识逐渐明晰。慈善义演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界的重视,一方面与中国慈善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关,慈善义演属于慈善史研究的范畴,自然受到学界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慈善义演的研究引发出诸多的学术思考,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就前者讲,曾桂林在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慈善史研究后指出,学界的相关研究在持续增长和不断深入,尤其以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明显。就后者讲,学者们在慈善义演研究中不断地发现或提出一些史学问题,值得学界深入思考与探讨。慈善义演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促进了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成果质量的提升。如,有关近代慈善义演如何发生问题的不同意见,是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慈善公益手法,还是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而出现,目前学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同时,学界研究关注慈善义演的一些特性,如慈善义演的现代性以及“寓善于乐”属性等。这既归因于对娱乐史的深入思考,也归因于学界对慈善义演本体的探讨。至于慈善义演的相关类型,如针对义务戏的探讨,相关研究涉及的其他类型的表演(如话剧、音乐会、游艺会等),更能体现学界对相关研究问题意识的定位和明晰。

  第二,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理论与方法逐渐引入史学研究。其中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学界探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中国慈善史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有学者试图引入“现代性”“公共空间”“国家与社会”等理论分析中国近代慈善史的复杂面相。在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中,也有学者尝试将新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其中。如,前述钟欣志在探讨晚清时期剧场变化时,透过“演剧助赈”,论述剧场的现代性转型问题,认为外化为“演剧助赈”的慈善义演现象,最先承担起中国剧场现代转型的基础。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现代性因素,成为了学界关注点。

  第三,重视报刊史料的利用。报刊史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大宝库。近代慈善义演在晚清时期的出现和发展,基本上属于民间力量主导和推动的结果,这一时期政府档案记载较为稀少。报刊史料因为接近社会民生,因此成为反映慈善义演变化情况的基本史料构成。21世纪以来,学界已经注意从报刊史料入手,挖掘慈善义演的历史情状,进而展现慈善义演的面貌。例如,朱浒通过《申报》资料的梳理,分析了晚清时期慈善义演与义赈之间的密切关系;郭常英通过《北洋画报》分析媒介传播与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关联性等。相关报刊史料的运用,充实了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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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常英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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