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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战后中国和、战问题的盱衡与抉择
2021年05月19日 09:30 来源:《史学集刊》2021年第3期 作者:于化民 字号
2021年05月19日 09:30
来源:《史学集刊》2021年第3期 作者:于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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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全面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两种力量的斗争,成为战后国内政治的显著特点。依据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中共中央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战略方针,极力推进和平建国构想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追求和平、民主的真诚努力,揭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独裁的真实面目,极大地团结和教育了全国人民,从而把政治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最终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准备了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争取和平建国的斗争,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觉悟和国民党的彻底孤立。

  关键词:和平建国;国共谈判;全面内战

    作者简介:于化民,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人民经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渴望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重建的曙光,人们期盼和平,祈求和平,希望能够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不愿再看见中国陷入内战的泥淖。然而,在全面抗战中处心积虑保存实力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独占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恢复其在全国的独裁统治,内战危险的阴云依然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两种力量的斗争,成为战后国内政治的显著特点。依据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中共中央坚持党的七大的路线,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极力推进和平建国构想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追求和平、民主的真诚努力,彻底揭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独裁的真实面目,极大地团结和教育了全国人民,从而把政治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最终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准备了必要条件。

  一、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七大是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1]召开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即将到来,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势必会极大地改变现有的国际战略格局,也将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如何认识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并据以制定中国革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特点和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做出了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一系列重要判断。

  1945年后,无论是在欧洲战场还是在太平洋战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结局都渐趋明朗。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展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形势,指出“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2]当同盟国完全战胜德、日法西斯之后,国际局势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战后世界格局将呈现什么面目?新的世界大战会不会再次发生?毛泽东对这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

  始终密切关注国际形势走向的毛泽东,尤其看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势力的消长。他认为战后的世界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力量处于下降的趋势,社会主义的力量则在上升,国际形势将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从那以后,世界总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走下坡路,社会主义走上坡路,资本主义是向下没落,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不是更强大了,而是更削弱了。具体地说,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打击,欧洲大陆各国、英国、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经济实力在战争中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是,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经济危机很快就要到来。大战过后,西方国家要和平,要建立国际安全机构,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国际形势也可能稳定下来,但不是长期稳定,其中包含着危机。毛泽东善于用辩证法分析问题,形成了对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独到观察。“世界上这几个大国谁是领袖?是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说美国是领袖。这种说法不对。从经济上可以这样说,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苏联在经济的量上说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红军和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3]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二战后的国际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不相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因此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完全新的局面之下”,断言“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4]

  之所以对战后世界形势做出乐观的估计,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作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力量,英国、美国和苏联三个国家是团结的。毛泽东指出,尽管英、美、苏之间过去存在过,将来也还可能发生某些争议,然而“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的。这是一个决定一切的条件”。由于有了这个条件,法西斯势力将被彻底消灭,国际的重大问题,必须由以三大国或五大国为首的国际协议来解决,各国的内部问题,无例外地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法西斯被打倒以后,各国人民将建设一个巩固的与持久的和平世界”。[5]也就是说,苏联与美国、英国的团结,将决定和主导战后世界的基本格局。对于是否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疑问和担忧,毛泽东给出十分果决的回答:不会。“说苏、英、美三国不团结,说英、美两国要联合日本,联合德国的那些俘虏,组织一个反苏反世界人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客观实际上不存在”,“苏联和世界人民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说现在反苏反世界人民的大战的危险是不存在的”。[6]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固有的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并不会因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消失。除了上述三大矛盾,毛泽东特别指出,当今世界上还存在着互相斗争的两种势力,苏联和各国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所谓的反动势力,主要是指“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与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与解放,不愿看见英美苏中法继续团结领导世界新秩序的世界分裂主义者”,这股反动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7]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法西斯国家被打败,总的和平局面出现之后,并不是说世界上就没有了斗争。不但法西斯残余势力还要捣乱,即使是反法西斯阵营中,也还存在着反民主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人民。“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与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与反民主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因此,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斗争,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及反民主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与很容易的”。只有这一斗争胜利了,“巩固的与持久的和平才得了保障”。[8]

  赢得民族解放战争后,中国将走向何处?毛泽东对此做了冷静的展望。“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9]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追求光明的中国前途。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报告中阐明了对战后国家重建的主张,“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而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阶段则是,“第一,日本侵略者必须最后地被打败,并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产生的原因,不许中途妥协。第二,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最后残余必须被消灭,不许保留丝毫。第三,中国必须建立国内和平,不许再打内战。第四,国民党独裁统治必须废止;废止之后,首先代之以广泛地包罗中国人口中一切民主成分的代表所组成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政府,这是第一个步骤;然后,在国土收复之后,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建立执行人民意志的正式的联合政府,这是第二个步骤;这两个步骤,不许可省掉任何一个”。[10]毛泽东提出,只要国民党愿意放弃其错误政策,同意民主改革,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基础上同他们恢复谈判。[11]

  富有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然懂得,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障碍还很多。毛泽东谈到准备应付各种困难局面时,从国际到国内,从党内到党外,林林总总讲了十七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甚至天灾等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而最大的困难就来自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反复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注意内战的危险。“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与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除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12]他再三强调: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要使蒋介石不敢轻易地发动内战,但是要准备应对他发动内战。[13]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考虑到当前形势的变化,即使是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全党也“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14]凡事预则立,只要保持高度警惕,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就不怕蒋介石打内战。无论前进道路上有多大的困难,都不能动摇共产党人的胜利信念。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15]

  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对华政策,无疑是影响中国政局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16]将来对外主要是联合苏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当然期望能够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的援助,但是必须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毛泽东强调,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可能国际援助来不了。“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还说,“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没有援助有一个好处,援助太多了也有一个坏处。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下,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援助。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17]中国共产党显然有信心迎接并通过这个考验。对于美国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心存戒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曾经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西斯国家将被打败。只有美国恐怕是个大家伙,它可能支配全世界。[18]希腊发生的英国将军斯科比指挥英军,协助希腊政府军进攻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涉希腊内政的事件,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极大的警示。毛泽东提出,对美、英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固然要以联合为主,但也要保持警戒。[19]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也要斗一下。他们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20]他特别指出,中国有变成以美国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的可能性,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新的变化。毛泽东说,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中国发生类似的情况。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21]

  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战后国际国内局势的评估,包含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和平的可能性,即在国内外诸多有利因素的影响下,有可能出现用和平方式进行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有利局面;一种是内战的可能性,即蒋介石出于其反动本性,不会放弃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图谋,中国或将再次被拖入内战之中。“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22]以第一种可能性为大。在第一种情况有条件地出现时,要能够不失时机地进行和平合法的斗争,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力争实现和平的政治改革;而在第二种情况到来时,要坚决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迎击和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政府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和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抗日战争的胜利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预计来得更快。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牢牢抓住决定未来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判断,为争取新的斗争的战略主动权赢得了先机。

  二、和平建国方针的提出及现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美国支持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必将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而建国问题又将成为斗争的焦点。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蒋介石一定会与人民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人民也一定会与之抗争。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但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毛泽东认为,由于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拖延全面内战的爆发时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23]基于上述判断,中共中央考虑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恢复已经中断半年之久的国共谈判。[24]

  日本战败投降让蒋介石自信满满,对于下一步如何解决国内问题也有自己的盘算。在他看来,要么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改走合法道路”,要么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国共产党武装,“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25]用后一手,把远在大后方的大批军队运送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进行准备。用前一手,代价较小,又便于在国内外邀买人心。于是,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向延安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是否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前往重庆谈判。会上,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他分析了争取和平的各种有利条件,认为: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需要和平,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很大,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没摆好,兵力分散,内部有矛盾。国民党本身的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和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能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我们提出“和平、团结、民主”这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够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26]翌日,毛泽东给华中局和新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采取军事占领的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中央正同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27]按照政治局会议的布置,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将“和平、团结、民主”的口号公之于世。宣言说:抗战胜利后摆在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号召全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实现这一任务共同奋斗。[28]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宣言是“当前过渡时机的最迫切的行动纲领”,其意义“不止是提出当前时机的行动纲领”,“它提出了行将到来和平建国时期的总方针”。[29]

  作为“战后建国的根本方针”,[30] “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与中国共产党七大的路线存在着必然联系。自国共合作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以和平反对内战,以民主反对独裁,以团结反对分裂,七大更是宣布了“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31]的方针,提出战后中国用和平方式实行民主化改革的基本设想,制定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国家的一般纲领与相应政策。而当前阶段的具体纲领则是,“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将来时期,经过自由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32]毛泽东还设想了联合政府三种可能的形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到独裁政府中去做官;一种是实质上仍是以蒋介石为首的独裁政府,但形式上是民主的,承认解放区;还有一种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33]中国共产党七大还决定,对蒋介石采取“洗脸”而不是“割头”的政策,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34]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不打算放弃上述方针,而是认为其仍然适用于战后的中国,“和平、民主、团结”口号就是七大方针的延续。毛泽东在8月23日的会上就指出:“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还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35]周恩来后来也曾说:“我们的基本方针当然仍是‘七大’的方针,武装斗争、和平谈判都是为着政协路线亦即联合政府的实现。”[36]

  “和平、民主、团结”口号的提出,不单单是出于善良的主观愿望。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条件看,都存在着促成和平的广泛的现实基础。首先,国民党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固然,蒋介石一直视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与中国共产党七大几乎同时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蒋介石就提出,要把消灭中国共产党作为国民党的中心工作。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必定是由国民党一方挑起的。不过,从抗战结束时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看,国民党一方并不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存在明显的不利因素。国民党的有利方面是,军队人员总数和统治区面积、人口远远超过中国共产党,拥有包括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及后方军事机关学校在内的军队约430万人,占有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此外还控制着全国所有大城市及绝大部分的铁路交通线,并且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援助,接受了投降日军数量相当可观的武器装备。“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的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37]尤其是从日本投降时国内的战略态势上看,国民党军主力还处在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被日伪军占领的华东、华北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大部分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东北地区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些决定了国民党并不具备立即发动全面内战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一方,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战期间得到发展壮大,当时有正规军120万人,民兵220万人,在19个省区内建立了19块根据地,人口接近1亿。毛泽东也客观地指出了己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这是蒋介石不能抹煞的,我们党目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是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的;广大解放区的存在,蒋介石无法进行封锁;我们党有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得到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38]可见,国共作为对立的双方,大致处于一种弱平衡的状态,没有任何一方占有全方位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足以一击而致敌死命,因而国民党对挑起内战的后果不能不慎重对待。

  其次,反内战要民主是国内民众的共同心声。由于饱受战争之苦和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压迫,国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广大民众普遍反对内战,渴望和平,要求进行民主改革。抗战期间发展起来并日渐活跃的中间力量,纷纷表明对于国事的政治主张。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说:“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必如此,则能使全国人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一切建国工作。这是政府与全国人民共有的责任。”“要求统一,必须团结,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我们要想在这新的大时代中立国,也非真正民主不可,这更是真理”。[39]民盟还向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发出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和十项政治主张。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发表文章称:中国必须是民主国家,而且民主的制度必须是彻底的。中国的民主如不能彻底实现,其结果即是不民主的中国或半封建的中国之延长。[40]他还在关于时局的谈话中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41]救国会提出要彻底消弭内战,加强团结。“在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基础上,执行一切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42]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提出如下政治要求:国民党应立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普选制度,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织的国民大会,有制定宪法、颁布宪法的权力,能行使宪法所赋予之权;国民大会成立之前,先召开各党各派的代表及无党派的公正人士的政治会议,以解决目前全国所迫切要求的民主、团结、和平、统一的诸问题。[43]国民党中的开明派,也在大声呼吁民主与和平。如孙科就说:今天的世界民主潮流,国内对民主的要求,是不可抗拒的,任何一个党或一个人,都阻止不住这个浩荡的民主潮流。[44]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上述主张和要求,代表了广泛的民意,引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共鸣。

  最后,美、英、苏等大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希望中国在战后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亲美国家,作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帮助美国实现控制远东的战略意图。美国的决策者知道,国民党政府是一党专政的政府,腐败无能,不得人心,曾一再催促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将国内各党派纳入政府,以扩大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国民党政府支持的同时,美国政府也积极推动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谈判,期待达成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了重大创伤,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实力。苏联领导人不愿看到中国完全变成美国的附庸国,尤其对美国势力渗透到与苏联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抱有戒心,但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缺乏信心,担心公开援助中国共产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经过多次谈判,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美国认可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方面多次向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代表表示,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苏联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斯大林还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称“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45]国、共、美、苏三国四方的复杂关系,将决定中国下一步或战或和的基本走向。毛泽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指出:苏联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了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我们如果占领了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苏联现在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正援助我们的,是不帮助的帮助。[46]三国四方当中,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都是反对国共内战的,美国也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样即使蒋介石要打内战,也不能不顾忌苏联与美国的态度。

  通过对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毛泽得出结论:“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团结、民主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47] 周恩来认为人心可用: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是我们的依靠。[48]据此,中共中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由毛泽东、周恩来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毛泽东前往重庆的同一天,代理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对出发去东北的同志说,我们要动员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而斗争,这是我们的方针。[49]

  当国家面临战争还是和平的历史性选择时,是把国家引向和平还是推向内战,是给人民以民主还是施行专制政治,成为决定人心向背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把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适时提出和平建国的方针,积极回应了举国上下抗战胜利后的最大关切。“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和平最急迫。在全民族浴血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人民急切盼望恢复和平,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国家,尤其不愿看到国共内战的发生。“反内战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号”。[50]民主最重要。如果国民党继续搞一党专政,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严酷压制和迫害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力量,国家就没有和平可言。要保持长久和平,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政治。团结是条件。没有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就无法推动国内政治的民主改革,无法保证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凝聚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极大地提振了全国各阶层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信心和斗志。

  三、实行和平建国方针的真诚努力

  既然是要和平建国,那就不可能不与蒋介石打交道。“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51]毛泽东的话多少流露出些许无奈。对于这个老对手,毛泽东的观察入木三分:“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52]毛泽东提醒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53]哪怕是暂时的和平,也是中国共产党要极力争取的。毛泽东指出,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与北伐、内战、抗日时期均不同。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学会这些之后才有能力搞大城市、搞全国。[54]今后同国民党斗争的策略,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来,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等于中国革命走了一段弯路,但走这段弯路是必要的,将使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更加成熟,使中国人民更加觉悟,从而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准备条件。

  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业已准备做出必要的让步,以此为代价争取和平建国目标的实现。毛泽东在8月23日的会议上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55]在26日的会议上又说: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并且提出了准备让步的具体方案。[56]周恩来也指出,求得妥协是双方让步,可以估计蒋介石还价很低。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蒋介石今天要下决心打下去还不可能,我们有准备就不怕。[57]主动对国民党做出让步,难免会给全党上下带来困惑甚或引起抵触。为了消除各级党委和广大基层党员的顾虑,中共中央对全党做出这样的解释:“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任何让步都不是无底线的,我党在采取上述必要让步之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58]

  中国共产党期待谈判产生一个不只是暂时的而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8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内容有: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容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及其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立即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参加的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等。[59]这些条件,有些是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主张,有些则是针对战后形势变化提出的新的要求。十四条后又被归纳为六项要求,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公开发表。正式谈判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在十四条基础上形成的十一条意见。意见中不但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诉求,还包括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明确承诺,清晰完整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毛泽东不计个人安危亲自前往重庆谈判,向国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践行“和平、民主、团结”主张的诚意和决心。飞抵重庆后,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称:“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60]稍后,又在答复英国记者的提问时说:“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将尽心尽力和蒋介石合作,彻底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61]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62]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为顾全大局做出了重要让步,如承认蒋介石的全国领袖地位,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放弃联合政府和召开解放区代表大会的主张,放弃召开党派会议的提议,不再坚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改编为48个师的要求,准备将军队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等,期望“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63]经过艰难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第一条载明:“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64]协定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和召开政治会议,也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离开重庆前,毛泽东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65]

  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双十协定》做了这样的评价: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66]他在延安干部会上说:“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些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67]

  嗣后与国民党长达一年多的停战、政协和整军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再三让步展示最大的诚意,力求促成和平条件下的民主改革。用周恩来的话说,“我们的方针仍是:团结,和平,民主,统一,用自卫力量挡住他的军事进攻,用和平力量向他作政治进攻”。[68]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等民主力量合作,与国民党企图维持一党专政的图谋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为顾全大局,也在其他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比如,军队整编方面,赞成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和以政治军的办法,并且准备在改组政府的条件下,切实执行这些原则和办法,一些解放区的军队还率先着手整编复员;改组政府方面,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和国民党第一大党的地位,同意国民党在政府委员中可占一半的名额;政权性质方面,接受了近似英法等国实行的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内阁制以及地方自治的原则等。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政协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主张。草案总则部分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人民权利一项,提出了一系列保障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的措施,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特务制度。中央机构一项,主张在结束训政筹备宪政的过渡期,必须立即扩大现有国民政府的基础,改组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地方自治一项,主张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现行保甲制度,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成立自省以下各级地方民选政府。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采取均权主义,省得自订省宪,各地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全国各地凡已实行民选的地方政府,应承认其为合法,并定期实行普选。军事改革一项,主张改组军事委员会及其一切附属机关,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领导的机构,以便改革军政,统一军令,实现军队国家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均为国军,公平合理地分期整编全国军队,缩减军额至最低限度。根据军队属于人民武力的原则,以民主精神教育军队,彻底纠正军队属于任何个人的现象。[69]政协通过了以中国共产党所提草案为基础拟定的和平建国纲领,对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原则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个方案体现了民主与团结的精神,成为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的最大障碍。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密切合作与努力下,政协会议取得了成功。“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70]政协通过的各项决议解决了许多长期性的历史性的问题,向建设民主政治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实现国内和平创造了条件。尽管政协决议与自己的主张仍有一定的距离,中国共产党仍表示愿意为贯彻政协决议而竭尽全力。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71]中国共产党“准备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同时也准备允许各党派到解放区进行社会活动,甚至准备允许他们参加解放区政权”,[72]还计划把中央机关由延安迁往淮阴,以方便工作。

  就在人们以为历史天平已经向和平倾斜的时候,国民党却再次逆历史潮流而动,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在蒋介石的纵容下,国民党顽固派接二连三地制造较场口惨案、大闹北平军调部、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等严重事件,蓄意破坏政协协议的执行。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系列旨在推翻政协协议的决议案。随后,国民党在东北向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大举进攻,更在6月下旬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3月中下旬以后,随着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日益加剧,中共中央不得不改变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付全面内战,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方面。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没打算主动破裂。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中表示:如果蒋介石能重新回到依照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解决国内问题的轨道上来,“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73]为此,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达到以战止战、以战谋和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击只是使用“自卫战争”的名义。[74]然而,蒋介石一意孤行,自恃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一再背弃协议,大举向华北、华东和东北各解放区进攻。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晋察冀根据地首府张家口,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彻底撕毁了政协决议。11月1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开幕。19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返回延安,国共和平谈判宣告破裂。至此,国共两党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在战场上一决高下,以决定未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结 语

  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建国方针并为其实现进行的种种努力,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观察与分析之上的,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前提的。但是,和平建国并不是向国民党去乞求能够得来的,只能通过斗争去争取。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积累了与国民党斗争的丰富经验,创造出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在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中,依然坚持这个原则,力求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接受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从未幻想蒋介石会发善心,会自动放下屠刀。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同时,始终是以武装斗争为后盾的,和平谈判与军事斗争相互配合,也就是毛泽东所称的两手策略。“既要确定同蒋介石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蒋采取两面策略,我们就学他,也实行两手”。[75]刘少奇也曾说过:“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是有利于人民的,是我们所力争的。但是我们知道,和平的愿望能否实现,却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那末,我们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击败他们,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76]挑动战争的人最后往往被战争反噬或吞没,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反映。

  由于国民党的阻挠破坏,和平建国的设想未能变为现实,和平方式被战争方式所替代。但是,不能据此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方针以及为和平建国做出的努力。归根结底,“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77] “和平、民主、团结”口号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代表了战后世界民主、进步的时代潮流。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政协会议和停战谈判中,有力地宣传了自己的主张,掌握了政治主动权和道义制高点。国民党蒋介石出尔反尔、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美国政府在调处中“偏袒一方”,纵容蒋介石发动和扩大内战,使全国人民特别是中间势力认清了美蒋的反动本质。与之相反,在这场和平形式的较量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真诚、忍让和顾全大局,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战后中国没有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期望的方向,即以和平的民主改革重建国家,对中国革命来说是走了一段“弯路”,但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做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必要准备。“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78]或许可以说,没有争取和平建国的斗争,就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也不会有国民党的彻底孤立并最终走向失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页。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印1947年版,第111页(以下简称晋察冀版)。

  [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188-189页。

  [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版),第114页。

  [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版),第113、114页。

  [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2-183页。

  [7]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版),第113页。

  [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版),第114、115页。

  [9]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5-1026页。

  [10]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版),第142、177页。

  [1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版),第158页。

  [1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版),第136、137页。

  [1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4页。

  [14]毛泽东:《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

  [15]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3页。

  [1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3页。

  [1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7、199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19]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4页。

  [2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3页。

  [2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2、194-195页。

  [2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版),第138页。

  [23]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0、1125、1130页。

  [24]《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25]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56页。

  [26]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6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2页。

  [28]《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7页。

  [29]《新时期的路标——论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宣言》,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8月28日。

  [3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

  [3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版),第112页。

  [3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版),第153、157页。

  [33]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7页。

  [3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14、118页。

  [35]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8、7页。

  [36]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1页。

  [37]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页。

  [38]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页。

  [39]《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对抗战胜利结束后发表谈话》,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40]章伯钧:《欢迎民主战士共同奋斗》,杨力主编:《中国抗战大后方中间党派文献资料选编》下册,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739页。

  [41]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页。

  [42]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页。

  [43]姜平:《中国民主党派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239页。

  [44]《孙院长重要演说:国内团结统一问题,只有民主方式才能解决》,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4月4日,第2版。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30页。

  [46]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

  [47]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页。

  [48]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9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81页。

  [50]《关于国共谈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51]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6页。

  [52]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页。

  [53]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4页。

  [54]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00页。

  [55]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8-9页。

  [56]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页。

  [57]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9页。

  [58]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4页。

  [59]周恩来:《目前紧急要求》,《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1-222页。

  [60]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发表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页。

  [61]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5、26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3页。

  [63]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0页。

  [64]《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26页。

  [65]毛泽东:《中国只能走和平一条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1页。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1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87页。

  [67]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9、1156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44-645页。

  [69]《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9-43页。

  [70]周恩来:《一年的谈判及前途》,《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6页。

  [71]《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62、63页。

  [7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8页。

  [73]毛泽东:《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3页。

  [74]直到194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才在发布的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替代此前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

  [75]毛泽东:《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6页。

  [76]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205页。

  [77]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2页。

  [78]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页。

作者简介

姓名:于化民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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