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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何参加左联第二次大会
2018年01月30日 09:12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朱亚夫 字号

内容摘要:我们知道,作为左联的“旗帜”,鲁迅很少参加左联会议。”茅盾1930年 4月从日本回上海后参加了左联,“加入左联一个多月后,在上海的成员开过一次会。他后来参加苏联远东情报局,“潜伏”到日本首相身边,获取日本不是北上而是南下同英美开战的绝密情报,帮助斯大林下决心征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最终在欧洲战场危急关头扭转了战局。有学者考证,鲁迅当时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左联的每个成员思想上要坚定,不要“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从右边下去”。鲁迅的这次讲话与他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可视为左联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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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3月2日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艾青、聂绀弩等一批文学新人,给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及中国文坛带来勃勃生气。
  一般认为,第二次全体大会是左联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会议,不仅参加人数多,而且会议内容重要。我们知道,作为左联的“旗帜”,鲁迅很少参加左联会议。但《鲁迅日记》1930年5月29日记载:“晴……午后往左联会。”此处就特指第二次全体大会。事实上,当时在沪的左联知名人物,茅盾、夏衍、巴人、柔石、胡也频、冯铿等基本上都到会了。同时,会上还检讨了左联的工作,发言的人非常多、非常热烈,“超过预定的时间”。因此,这次大会很有纪念意义,值得写上浓重的一笔。
  1930年6月《新地》月刊曾对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作过报道。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氛围下,有些问题语焉不详。新中国成立后,有会议参加者写了回忆文章,又在很多细节上有出入。
  例如,会议地点。有人说:“地点在银行公会。”茅盾1930年4月从日本回上海后参加了左联,“加入左联一个多月后,在上海的成员开过一次会。上海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是在某某大厦的三楼,左联这次开会就借这个地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其实准确地点是当时虹口的“日本人俱乐部”。
  “日本人俱乐部”初设东本愿寺别院,后迁入文监师路(今塘沽路)309号。新馆是一座四层楼高的洋房,占地约266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底层是酒吧、弹子房;二楼是餐厅,后有一蜿蜒小石梯通花园中的小楼,可作密室、包房;三楼为剧场(舞厅),可容纳近千人,也可分隔为小间作会场、展览厅,中间高敞,直达四楼穹顶,边饰七彩霓虹灯;四楼有一圈房间,可作包房、旅舍。大楼后有花园,植有广玉兰等花卉,有两三幢两层小楼点缀其间,疑似密室。解放后,这里曾作为浦江电表厂的厂址。
  又如,会场介绍人。茅盾说“听说是洪深托人借的”,那洪深所托之人是谁?《虹口区志》披露,此人为日本进步作家尾崎秀实。他当时是《朝日新闻》驻沪特派记者,由其出面租借会场,不易招人怀疑。
  这位尾崎秀实,生平好生了得。他后来参加苏联远东情报局,“潜伏”到日本首相身边,获取日本不是北上而是南下同英美开战的绝密情报,帮助斯大林下决心征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最终在欧洲战场危急关头扭转了战局。
  还如,鲁迅发言。在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上,鲁迅最后讲了话。有学者考证,鲁迅当时主要讲了两点:
  一是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左联的每个成员思想上要坚定,不要“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从右边下去”。
  二是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当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但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批评家标准提得太高,创作家就不敢下笔,这是不对的。
  鲁迅的这次讲话与他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可视为左联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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