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方克立先生启动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项目。方克立先生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西化派、新儒家思潮看作是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三大思潮的一部分。方先生尤其强调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得失。通过编学案、研究资料和人物研究，课题组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使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特别是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的作品逐渐为人所知。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系，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也使我对儒家思想产生了兴趣。

　　方先生当时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学者参与研究，在一段时间之后，此课题组中学者也产生了分化，其中的一部分学者逐渐开始同情新儒家。据说有一位学者后来专赴香港，向牟宗三先生磕头拜师，算是正式登堂入室。这意味着有一些学者的角色也产生了转变，由研究者转变为“信徒”。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程度的增加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经济的增长，激发了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学术规范的转变也刺激了国学热的兴起。这两方面都促进了新儒学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经过长达百年的被否定的命运，儒家开始了“一阳来复”的新局面，儒学的因素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例如北京大学的“儒行社”。所谓“儒行”，出自《礼记》里的一篇，其实可以看作是当时儒家的行为规范，在北大有很大的影响力，这说明儒家思想在高校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