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平江县前县委书记田自力近日在一封公开信中承认主动辞职，是为火电事件担责，因为平江兴建大型火电厂一事在9月引发群众抗议。这种因群众一闹就停的工程近些年来出现不少。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群众已有了环境觉醒意识，但这个意识还停留在低水平，离真正的环境理性还有很大距离。

　　伴随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敏感与挑剔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但在埋怨环境恶化之时，一些人却依旧在大肆露天烧烤，开大排量豪华车，为私搭乱建等等。国内公众的环境觉醒仅处在原始阶段的话，对于改善环境质量毫无益处。在面临垃圾焚烧、PX项目、火电厂、核电站等公共与工业设施选址时，一些人盲目发动“邻避运动”，寄望于让他人承担自己的发展成本。这是一种狭隘、自私的环境意识。其结果是破坏了政府、企业和公众围绕公共利益进行协商的可能，不仅地方经济发展无法推进，与民生相关的公共设施无法及时兴建，环境治理也难独善其身。

　　公众现在很在意环保问题，反对各种高污染的项目上马，但同时也反感行政强力干预的做法。“APEC蓝”的治理尝试，给我们一个深刻启示就在于环境治理不能一味靠政府单打独斗、强力推动，我们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作战。

　　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引入社会机制的难点则在于公众环境理性的培育。真正拥有环境理性的公众不是简单地将环保责任统统推给政府，并在环境诉求与其他社会经济诉求间寻求平衡，在妥协中找到各方最大的利益公约数，不是让政府的责任、企业的利益、其他地区群众的生存发展统统为自己的偏好让路。环境理性的培育没有捷径，它必须在公正、透明的平台上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反复博弈才能实现。要建设这样的平台，要维护文明、非暴力的博弈程序，政府、企业和公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9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政府允许部分企业扩建煤矿引发当地居民抗议。笔者当时所在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很多学生也参加了抗议。整个过程从意见征集、和平示威、多方听证到最终仲裁，都严格遵循法律和公共秩序。公众虽然没有最终阻止煤矿扩建，却也迫使企业做出了更严格的环保承诺。这跟2012年江苏启东因反对造纸厂排污设施建设引发的暴力冲突相比，充分彰显了环境理性的价值。哈耶克说公众理性的培育任重道远，但并非遥不可及。若能尽快培育公众的环境理性，唤回蓝天白云也许用不了两代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