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里讲到的“伐谋”,正是智库常被人忽视的功能。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与美国智库的“伐谋”密切相关。在过去很多时候,中国智库非但没能起到“伐谋”作用,反而容易成为他国智库“伐谋”的对象。当下,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通常是从“咨政”、“启民”的角度来论述,“伐谋”往往被忽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研究缺失。

　　智库“伐谋”能力,是大国崛起的标配

　　20世纪初,美国智库逐渐壮大。当时的一批智库如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开始从一战后的全球形势,以及美国如何逐渐抓住机遇走向全球,寻找广泛和深远的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策研究,以及在国内的公众层面说明美国要走出美洲的重要性之外,更多地是通过国际研讨会、论坛等方式,向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当时的西方列强说明美国的善意,为美国平缓地、利益均沾式地介入到原有的西方列强势力范围而四处游说。一方面,这些美国智库不断地从传统列强的决策层得到各类对美国崛起的内部信息、政策评估与心理状态,将其形成研究报告,为美国白宫、国务院的决策者提供政策依据;另一方面,又善于把美国的“和平意图”、“协调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告诉传统列强,减少欧洲列强对美国的猜忌与不满,缓和美国与传统列强的关系。

　　当时的美国智库不遗余力地告诉欧洲,美国威尔逊主义的外交理念对协调各国利益、消除战争的多么有效。这种“伐谋”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1920年代以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迅速取得与“日不落帝国”英国并驾齐驱的地位,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也成为威尔逊主义的拥趸。当时五四运动时期,不少中国学生甚至还高喊“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口号。

　　全球外交研究领域最权威奖项Lionel Gelber奖2002年得主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代表作《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明确说道:“智库的推动不止一次走在了国家的前面,并最终促使国家在整个外交政策中起到了作用。”类似这种智库的作用在二战后的全球秩序重构、冷战中以“和平”的方式战胜苏联,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苏联解体为例,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缓和与西方的关系,欧美各国智库看到了这个重要的机会,纷纷将戈尔巴乔夫视为座上宾。戈尔巴乔夫的言论在欧美智库界相当畅销,不少西方国家的智库、民间机构、大学纷纷颁给发戈尔巴乔夫各类形形色色的奖项和荣誉称号。1990年甚至还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的称号。不少欧美经济学家也纷纷向戈尔巴乔夫游说“休克疗法”对经济改革的有效性与重要性。很快,在各类思想与观念的冲击下,苏联采取了冒进、激进的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执政仅六年,苏联就分崩离析。

　　现在人们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通常把重心放在苏联官僚阶层的腐败、冷战的军备竞赛、苏联体制的僵化等问题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西方智库引领苏联‘自杀’”的角度来分析,或许会出现一番新的研究结论,即智库“伐谋”,大国崛起的标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