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思想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这场浸透着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心血的社会运动，有着特殊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其倡导者们的文化思想更多表现为一种为中国寻找根本出路的殷切政治情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显学，可谓有其历史必然性。

　　以文化激情的方式驱赶政治悲情

　　辛亥革命后的乱象，使寄希望于制度变革以实现现代化的知识精英们感到沮丧。那种以为清朝垮台、民国建立可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的愿望，被北洋军阀统治的残酷现实击毁了，极度的希望转而化为极度的悲情。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先贤们，尝试过诸多努力，付出了巨大牺牲。然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却陷入更大的混乱，这些曾经激情满怀的知识分子失落、无奈、悲愤，为国人的智识不够、眼界不足、私欲膨胀而发出声声慨叹。

　　不过，执着的信仰使中国知识分子本能地走出悲情，急迫地寻找他途、另辟蹊径。在一个现代意识普遍未开的社会，如何实现上下一致专事于现代化事业？带着这样的思考，他们转而从文化角度探索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与途径。他们把建构现代西方社会的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激烈的文化政治批判。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这篇文章反映了这种心态：“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写道：“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故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觉悟维何？请为我青年国民珍重陈之。”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陈独秀豪放执着的性格，以及对残酷现实的不满，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培养青年一代的文化价值观上。这种思想轨迹为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共有，只不过具体的实践有所差异。

　　从器物到制度，近代中国都尽力学习西方，却落得北洋军阀统治的后果。这让仁人志士心有不甘。为了寻找答案，他们将目光投向传统文化，试图从中解剖中国现代化蹒跚而行的根源。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发出的激烈的反传统声音，是近代中国追赶西方的政治抱负在屡败屡战之后的激烈反弹。

　　爱国者们把民族的生存、延续、强大作为最高追求；至于汉字、孔教、习俗等，在他们看来都是过去时代中国人生命的一个载体而已，本来就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他们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表现激烈，不尚“中庸之道”，他们有意以文化激情的方式宣泄、驱赶政治悲情，以此凝聚年轻人并自励和鼓舞全国的有识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