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原道》是刘勰统合儒、道、释等哲学视野，以缜密的逻辑思维综合和总结前代文学本源观念的主旨宏大的论著，也可以说是他从“文”的角度，对于世界和人的生活进行的哲学思考，展现了刘勰非凡的理论雄心和通达的理论见解。纪晓岚、黄侃等人都曾明确指出，“原道”之论，绝不同于后世“文以载道”的“载道”说，刘勰所思考的是文学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关系、文学的存在方式这样根本性的问题。

　　“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原道》）让人想到《庄子·齐物论》当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设问方式，或许就已揭示出刘勰即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核心，在于“文”、“人文”世界与自然的错综编织、参互映照。在此，“文”与自然之境是“并生”关系，并在这种“并生”关系当中，构成世界的总体性之“一”。这个“一”，不是观念、思维和概念层次上的“本源”或“本体”，而是包括文学和人的生活在内的作为“道体”的总体统一性，由此展开一种与西方传统迥然不同的“内部整合”的文学本源观念和存在论图谱：这种整合的“道体”、总体本身，就是文学的“本源”或者“本体”，而不是将被思维割裂、捆绑的文学现实乃至思想、理念本身，当成“本源”和“本体”。

　　“三文”合一体现自然之道

　　道家的自然视野和自然标准，或许也因此成为刘勰论文的基本前提和最终归宿。客观的天地物理世界符合“自然”容易，但刘勰的难题在于，如何将人的因素和纯粹是人为性的文学，纳入自然之道的范畴，同时将“道”的丰富内容和高妙境界纳入人的生活、“人文”和文学内部？为此，刘勰首先对天、地、人“三才”这种纯粹外在观照的“客观”模式进行了重新组织，转换为“道”、“器（物）”、“人”这种已经具有“人的维度”的观念系统，并以此作为文学理论问题探讨的基本范畴：在“道体”的统一性层面上，包括的不仅仅是客观性、超越于人的经验之外的“自然（道）”，也包括“器（物）”和“人”。反过来说，也只有这种扩展、整合的视界，才是整全的“自然”，出自于这样的“自然”视野，才是圆融的“自然之道”。人的生活，因此与自然是一种内在的相互依寓、共生、参证的关系。在此前提下，“文”的存在和文学总的原则，是出自于“自然”的：“道之文”、“器（物）之文”、“人（言）之文”，都是“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这从根本上奠定了“文”作为“道体”本身的自然呈现而非外在的装饰，同样也并非“道”的承载容器的基本属性。“文”因此并非观念载体（“言志”），也不仅仅是孤独个体的单纯抒情（“缘情”），而是在三个层面上的“自然之道”的“自然而然”的呈现，并以此合同、共契于“道体”的总体性。

　　第一层面，从“道之文”的层面上，“三才”之一的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因此，有人则有“文”：“道之文”是自然之道作为天地日月、山川地理之“文”的现象性存在，通过人的活动和人的心灵而得到辉映、写照。同时，在这样的关系当中，自然也被人的存在、人的生活不断激活和延展，因而是自然与人的生存领域统合的生动整体。这样，“文”就不是“本体”或者“本源”的现象化反映、再现，也不是“主体”面前的审美“客体”。“惟人参之”，“三”故能“参”，“参”即是“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自然、文、人构成相互澄明的共在、并生关系，而非相互遮蔽的“主”“客”附丽和从属关系。由此，展开一个阔大而又自然的人文世界、一个“文”的存在和生成空间——尽管此种意义上的“道之文”，总体上还是一种并非由人自觉地提挈和掌握的客观化的存在。